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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我没去上课，一打铃就直奔校医院，老天保佑，她床前没人。许小曼很兴奋，说：“大为你怎么早不来看我？”我说：“反正你有人看。”她说：“我一直在等你。”我说：“昨晚上我来了，这里一直有人，有人守到关门，我就没进来。”她笑了说：“傻哥哥呢，那是别人，不管他。人家要来，我总不能叫他走，那是别人。”我们说着话，她眼睛里的那点东西似乎是很明确，又不太明确，我不敢确定。说着话她一只手从毯子下缓缓伸过来，似乎不经意地，触到了我搁在床边的那只手，停下。我没有动，她冰冷的手指摸索上来，在我的手背上轻轻握了一下，又慢慢摸上去，在我的手腕上来回抚摸，最后把我的右手握住，攥紧，渐渐攥热了，说：“你好。”眼睛也闪着一种奇异的光，像是一种能量在瞬间被点燃了。我感动得直想哭，说：“是真的吗？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啊！”她说：“谁说不是真的，不可能？”把我的手握得更紧，手心传过来一种湿热，一种渴念。我全部的感觉都集中到那只手上，感到手心一下又一下有着节奏均匀的微颤，像有一颗小小的心脏在那里跳动。
正在这幸福的时刻，她妈妈来了，要接她回去。我叫了一声“阿姨”，她点点头，不说什么。看着她妈妈在收拾东西，我呆在那里，手脚都成了多余的东西。她妈妈扶起她时候，我想上去帮一把，手往前一伸又缩了回来。许小曼说：“池大为你拿东西。”我心里一热，把网兜提在手中。这时进来了一个军人，她妈妈说：“小李把东西提到车里去。”我就乖乖地把网兜递了过去。小李把车发动起来，我呆站在那里。许小曼说：“大为我很快就会好的。”我刚把手扬上去，车就开了。回到寝室，我把右手放到鼻子前闻了闻，又闻了闻，犹豫着，在脸颊上摸了摸，脸上一阵发烧，羞怯地偷笑了一声，又犹豫着，揭开衣服，把浑身上下都摸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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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跟许小曼就明确了那点意思。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就这样发生了，我幸福地觉得世界是一个虚构。我不放心，总是问她怎么会喜欢了我，还有那么多优秀青年呢。她说：“他们太聪明了，看上去那么浮着，轻飘飘的。”我还不放心，再问几次，她说：“喜欢就是喜欢吧，爱就是爱吧，为什么一定要问那么多为什么？”又说：“我就那么不会看人？杜聿明的女儿，那么多公子哥儿围着转，她都看不上，偏看上了布衣子弟杨振宁，怎么样？那才是眼光呢。”她这么一说我感到惭愧，我哪能有那么大的出息？我沉醉了好些日子，捧在手里都怕手心那点热气把她融化了。跟许小曼的交往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奋斗精神，我不做出点事来怎么对得起她？我真觉得她样样都好，连生气都让人爱。在一个台湾作家写的书上看到，他声称自己的妻子是“亚洲最漂亮的女人”，我觉得简直是胡说八道，真恨不得一拳把他打到墙上变幅画。想来想去还是原谅了他，他没到北京中医学院来过，也没见到过许小曼啊。
因为许小曼，我得罪了那几个同学，他们把我看作情敌。伍巍说：“大为你爆冷门了，你有时考试爆冷门，没想到别的方面也爆冷门。”我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想到。”又恨自己不争气，他这么说，我怎么不反击？马上又说：“难道谁规定了谁一定是属于谁的？”汪贵发在一边说：“没想到他倒吃着天鹅肉了。”这个汪贵发，前几年经常耍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寝室，几个人围着一副哑铃在说什么。汪贵发说：“池大为，刚才我们几个人举哑铃，看谁能双手举两只坚持十分钟，没有一个人能坚持下来，你敢试试？”我说：“这算什么！”举了有五分钟，汪贵发一本正经看着表说：“快了，快了。”另外几个人开始发笑，渐渐笑得前仰后合。我这才知道上当了，硬是咬着牙坚持了十分钟。伍巍说：“我肚脐眼都笑疼了。”现在汪贵发竟又这么说我，我憋了一会儿，冲口而出说：“你才是癞蛤蟆呢！”他马上跳起来说：“池大为你骂人干什么，我说你了吗？”我说：“那难道我说了你？”两人吵了起来，被伍巍拉开了。
跟许小曼交往久了，我感到她被家里惯坏了，也被男孩子们惯坏了，她的愿望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以讨论的绝对命令。开始我还忍着，为了她别说忍这么一时，忍一辈子也是应该的。可日子久了也难免发生一些小冲突，她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眼泪直流。这时候我就要把男性的倔犟强压下去，赔着笑作出深刻检讨。我能够忍受她的任性，可是任性后面的那点意味，那点居高临下和恩赐的意味，却是我绝对接受不了的。更令我难以接受的，是她那种等级观念，她认为人天生就分为了上等人和下等人，连血液和脑垂体都不同，这是遗传基因决定的，因此不可能改变。而我的观念完全是平民化的，我看那些山民的孩子并不比谁傻些，只是没有一种适合的环境。我说：“我就是山坳里出来的，那我也是下等人。”
她说：“你不是，不然怎么你没读高中也考出来了，别人就出不来？你爸爸也是读了大学的。那种不同在血液里骨头里脑髓里。”我们辩论了好多次，我总无法说服她。后来她带我去了她家，知道她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是我在北京见过的最好的房子，五室两厅，要转几个圈才能够把房子的结构弄明白，比起来学校那些教授的房子就太寒酸了。连许小曼自己，也拥有一套一室一厅的房中之房。我刚坐下，就有保姆倒了茶，摆上了点心，不一会儿又是勤务兵送来了开水，把垃圾提了下去。我坐在那里目瞪口呆，感到了强烈的震撼，人跟人这距离真远过天地之遥啊。快到中午她妈妈回来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有着一种高贵的气质，把提包放下来的动作特别优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坐在那里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许小曼说：“这就是池大为，我跟你讲过的，妈。”我被她妈妈镇住了，她问我很多话，我回答得语无伦次。硬着头皮吃完了饭，回到许小曼的房间，我才松了口气。许小曼说：“以后这就是我们的爱情小巢了。”我心想：“那我还不如住到贫民窟去呢。”
交往了几个月，我发现许小曼把我想错了。她觉得自己的愿望对我来说都是圣旨，因为她是许小曼，我只是池大为。我压抑了自己去迎合她，反抗的冲动却越来越强烈。有些事情，我心中明白要怎么做才会让她高兴，可事到临头心里就别扭着，怎么也做不出来。她的目标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上等人，有上流社会的风度和情感方式。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也没有力量把平民意识灌输到她大脑中去。我不能没有止境地扭曲自己，哪怕是为了许小曼也不行。父亲的血流淌在我的血管之中，形成了既定的体验方式。遗传密码作为一种神秘的信号，其选择方向是那样固执，它无可更改地决定了我。
应该让许小曼知道真实的我，我池大为虽然穷，虽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许小曼要带我去交结一些“有层次”的朋友，我陪她去了几次，觉得格格不入。那些人的优越感，我感到非常可笑，他们自己却十分认真。特别是有一次，许小曼向别人介绍说，我父亲是省城著名的中医，医学院的教授。我别扭得不行，也只好点点头。事后我生气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这么说过！”她说：“那些人都是很讲究的，如果连教授都不是，他们会有想法。”我说：“管他怎么想呢，他算老几？”她说：“你怕什么，他们又不会去调查。你也理解理解我。”也许，我是得理解理解她，她按照自己的观念与人交往，她爱面子。可她说顺了口，对谁都这么说，我生气也没有用，她不在意，说：“大为你别太认真，也让我对朋友有个交待。”我说：“你这是把我放在火上烤，我站在那里都想钻地缝了。”两人争了一会儿，我还是退了下来。她是许小曼，我不能跟她生气，我只能憋着自己。
渐渐地我对许小曼的感觉有些变了，我相信她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危险的征兆，我必须悬崖勒马。可我扭着自己，扭得了一时还扭得了一世吗？我在她面前太被动了，我原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扭转局面，可这奋斗一时半会儿无法见效。我想，女人是给人爱怜的，没有那点怜惜，那爱就没有根底，就像女人涂胭脂不打底粉，托不住。
我决心对许小曼的任性进行抵抗。如果连我都认为自己是欠了她的而放弃了自我立场，那以后还有个完？这天她要我陪她去人艺看话剧《明月初照人》，我说要做实验，已经安排好了。她再三要求，我都没松口，这使她大感意外。争执之间她说：“你今天不去就是心里没有我，那还有什么意思？”我还赔了笑脸解释，她打断说：“到底去不去？一二三。”我咬了牙说：“不去。”她说：“你好好想一想，仔细想一想。”我不假思索地说：“想好了。”
她说：“你爱我还是没有爱到骨头里面去。”又说：“我总找得到一个人陪我去吧。”扭头就走。事后我希望她来找我，她没有来。我犹豫着是不是该去找她，向她认错。可又想，这么一认错，我一辈子就错到底了。在极度的痛苦中，经过了许多辗转反侧之夜，我意识到许小曼并不是属于我的，也许她现在也从浪漫而伟大的牺牲激情中省悟过来。毕竟，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是不同的血。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汪贵发等人模糊而明确地说着刻毒的话，我都装着听不懂，忍了，忍了。父亲当年不也是这么忍过来的？我还是感到了一点轻松，一点安慰，平民也可以坚守自己心灵的高贵。
毕业后，许小曼去了卫生部，我把铺盖一卷搬到研究生楼，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
那三年我在研读古代医典的同时，把很多文化名人的书也找来看了。在阅读中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些大人物，从屈原到曹雪芹，没有几个不是命运凄凉一生潦倒的。我特别把父亲那本《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上的人的生平都找来看了，真的为他们感到委屈。好些夜里我把那本书翻开，在久久的凝视中理解了那些人物，也理解了父亲把心灵的原则当做绝对命令，要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可这才是真正的人啊。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这期间许小曼来过一次，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了。她反复对我说一定要写入党申请书，我就写了，很顺利地入了党。一天，系里的人事干事找了我去，问我愿不愿留校。我说愿意，我心里早作了这种准备，在药理学专业的四个研究生中，我发表的论文是最多的。过了几天他碰见我，把我拉到路边说：“有人看上你了。”他说的是系里姜教授的女儿，我见过一次，印象挺不错的。我心里觉得可以试试，又不好意思就表态。他见我迟疑着，又说：“这件事对你各方面都有帮助。”我以为他说的是学术上，说：“我又不是那个专业的。”他说：“学术是一方面，还有个人发展，在北京发展啊。”我知道姜教授说话的分量，我的导师那么神气，也要让他几分。可把这件事跟留校联系起来，我很难接受，那样我不成了投机分子？我说：“让我想想。”他很感意外，说：“尽快给我一个答复。”又暧昧地说：“毕业的安排也就在这几天了。”
回到宿舍我想来想去，决定即使要跟那姑娘试一试感觉如何，也得等毕业了再说。还没开始就欠下一个人情，那怎么行？我没去找人事干事。他遇见我，询问地望我一眼，我模糊地笑一笑，他就再没表情了。半个月后，消息传出来，留下来的是我的一个同学。我感到委屈，可跟谁去说，又怎么说？我体会到哑巴吃黄连的滋味。原则千条万条，利害关系是第一条。实质性问题，都是在这种微妙之处决定的。我的导师问我愿不愿去药检局，我说：“我回省里去。”到底我在北京呆了八年，还是呆出了感情。我安慰自己说：“北京有什么好？最大的好处就是难得进来。”又想着自己如果玩点小聪明，先应了人事干事，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岂不就没了这场委屈？可如果那样，我池大为还是池大为吗？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心中感到郁闷，就到街上走一走，最后看一看北京。数日来的彻夜静思，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尽管现实中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力量笼罩着我，推动着我，似乎无可抗拒，我还是要走自己认定的道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
夏日的夜晚，我在街头漫步。凌晨三点，我翻过围墙，回到了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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