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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体会到了欢好之美妙，娇淑自然是食髓知味。
奈何，郎君凶猛，妾身难继恩宠。当夜的侍寝，她只能无奈让贤。
似乎是因为池塘里多了一条鲶鱼的缘故，妮子和鱼娘分外卖力讨好。只美了精力旺盛的某狼。
上午，殷清风让妹子们跟着裴氏她们自去杜伏威那里，他则飘飘然钻进了某处坊区内的某座宅院。
傅奕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传说中的少年郎。
他只是一个从五品下的太史令，与这位少年可从无交集。
唐初的太史令只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官属占候之。不复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职责。
他带着如此贵重的礼物登门来他这个不起眼的小官府上...所为何来？
殷清风躬身道：“清风尝观傅翁之《请废佛法表》及《废省佛僧表》，止不住击股赞妙。”
听着是在赞颂他，可傅奕没敢放松警惕。
自从他初次上表之后，沙门浮屠和迷信之徒络绎前来指责他妄言胡语。安知此人是否崇敬佛法？
他缓缓的说道：“义之所在，不敢不言。”
“好一个‘义之所在，不敢不言。’。”
殷清风大声叫好后，问道：“何为傅翁之大义？”
傅奕心道：果然又是一个迷茫之人。
“其一，沙门之徒，不讲君臣父子之义，对君不忠，对父不孝；游手游食，不事生产。
其二，沙门之徒，剃发易服，逃避赋役。
其三，沙门之徒，剥削百姓，割截国贮。
其四，沙门之徒讲妖书邪法，恐吓愚夫，骗取钱物。百姓通识者少，不察根由，信其诈语。
老夫忝为孔圣门徒，当以理驳之。”
殷清风再次击掌，“果然微言大义也。”
傅奕心中冷笑。
不过是口是心非罢了，最终还不是要辩论佛法之妙？
殷清风道：“清风观《请废佛法表》后，既敬佩傅翁的真知灼见又哀叹傅翁说动不得圣人与世人。
傅翁言：‘当此之时，共遵李、孔之教，而无胡佛故也’。
在傅翁想来，只有遵从道圣的道家和孔圣的儒家学说，才能使‘天下大治’。”
在傅奕听来，这些都没用新意。以往来与他辩驳的人，皆以此来驳斥他。
殷清风见傅奕一副稳坐泰山的模样，知道不拿出一些干货来，还真打动不了已经年逾古稀的他。
他直接说道：“在清风看来，傅翁失误有二。”
傅奕这时倒轻松下来。
只要弄清殷清风的来意，不管是他只为自己，还是代太子问难，他都会一一驳斥。
“傅翁学儒多年，又曾以身侍道，看待沙门自当是以儒、道的立场来批判了。
清风要问，傅翁以为前朝与今朝的百姓为何信奉沙门而远离儒道？”
傅奕道：“正如老夫之前所言，沙门之徒讲妖书邪法，恐愚夫愚妇，”
殷清风道：“傅翁的“愚”字说得好。
何谓之“愚”？不明事理为“愚”。若百姓不“愚”，唯教化耳。”
傅奕心中一凛。
此子的来意，莫非是来助他的？
“大禹治水，堵不如疏。
南北朝作为先秦以来前所未有的乱世，征伐屠戮无日无之，国家倏分倏合，王朝迭兴迭灭，世事无常、今生苦短的想法笼罩着上从帝王下到草民的每一个人。
后汉明帝时即已传入中土的佛教于是乘时而兴。
到北朝齐、周之世，竟有寺院三、四万间，僧尼数百万人；南朝梁时亦有寺院两千八百余所，僧尼八万余人。
这，尚不含在家信徒。
佛教拥有如此庞大的信众，占有如此之多的钱财和人丁，自是与世俗政权存在矛盾。
出于财政和皇权的原因，雄才大略的北周武帝大规模灭佛，寺院财产充公，僧尼强迫还俗。
宣帝崩逝，主少国疑，政权轻松滑入丞相杨坚之手。
北周易代为隋，于佛教亦是柳暗花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复兴。
杨坚自身也确实虔诚信仰。
据说杨坚之父杨忠笃信佛教，曾捐建栖严寺。
杨坚本人出生在冯翊的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
相传七岁时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自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
这种死无对证的鬼话后来被杨坚反复宣讲，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
开皇元年，他甫夺政权，即大规模度僧，普建寺院，在战地建枷蓝追荐亡灵，下诏任听出家，令民间计口出钱，营造佛像。
同年，他又令人大规模缮写、整理佛经，百姓也云行影从。
开皇三年，赦令官立寺院行道之日百姓不得杀生。
开皇十一年在诏书中公开宣称自己要以“人王”的身份弘扬佛法。
开皇十三年，杨坚自称“弟子”，公开忏悔北周灭佛的“罪孽”，与皇后各施绢十二万匹，令臣下和百姓捐钱百万。
开皇二十年甚至动用严厉的刑法维护佛教，下诏坏佛像、渎寺庙神像“皆以恶逆论”。
整个文帝在位期间，共新造佛像十万余尊，修治旧像近十六万尊，缮新经十三余万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崇佛程度即便与南梁武帝相比，也不遑多让。
仁寿二年八月，独孤皇后去世，著作郎王邵上奏章，说皇后去世前仁寿宫“雨金银花”，大宝殿后“夜有神光”，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结论是与佛经相符，证明独孤后升天成佛。
文帝信的他的妄言，对佛门更是宽待。”
傅奕终于动容了。
他以汉王杨谅的仪曹的官职尚且不知如此详细，他是如何知晓的？
“继位的杨广同样对佛教情有独钟。
早在他为晋王时，就从天台大师智顗受菩萨戒，得“总持菩萨”的法号。
菩萨是佛之下的果位，再之下是罗汉、金刚、八部天龙、护教珈蓝等。
傅翁说他欢喜不欢喜？
开皇二十年成功夺得皇太子位后，他在长安建日严寺，广集天下高僧，并将江淮搜集的经藏与大德僧众移住于此。
即位后，于大业元年为文帝造西禅定寺，此后长安造清禅、香台等寺。
然而相比其父，杨广崇佛的程度显然要浅得多，而且对佛教也不无戒心，这可能与大业年间曾数次发生自称弥勒造反的事件有关。
因此，这位皇帝也偶尔做出一些限制佛教的举动，例如大业三年他下令沙门必须致敬王者，大业五年下令部分僧尼还俗，并拆毁一些寺院。
以上种种，应了那句话，“上有所好下必效焉”。
所以，清风要说的第二个失误是，当今圣上也信佛。
当年，圣人曾为现今的太子祈福而刻像留念：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当今圣人自称“佛门弟子”，傅翁却要其断了虚妄？
晋阳起兵时，圣人曾亲临佛寺祈福。
登基为帝后的武德初年，圣人立寺造像，行斋弘佛。
当然，这种崇佛更多时候是打着佛教的幌子来推行政令的。
例如，武德元年下诏禁宰耕牛，显然是出于尽快恢复生产的目的，但诏书中却冠以“释典微妙，净业起于慈悲”的理由，似乎是为了佛教才下令禁止杀生的。
同时，各种诏书中提到宗教时，也仍然遵循隋代以来佛先道后的次序。
由于圣人对佛门的宽待，以至于佛教徒甚至参与了朝廷的一些军事行动。
如，太子攻洛阳王世充时便曾致书少林寺借僧人之力；即便到武德七年北部边情告急时，还有个叫法雅的浮屠奏请聚京寺骁悍千僧以充军伍，虽然后来并未成行，但隐约可见佛教徒对唐庭的积极支持。
所以，不管法琳反驳傅翁的言语是否中肯，圣人都不会采纳傅翁的谏言的。”
法琳是玄奘之前，唐初长安城里最牛的光头。
另一位大牛人，我国光头教史上屈指可数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著作家，彦琮称他为“唐护法沙门”。
在反佛斗士与看门犬之间的争斗里，斗士老头完败。
傅奕先学儒，后精通天文历数，再做道士，最后出仕。
而法琳自幼就出家，游历江淮沿岸各地，遍学内外典籍。
两厢一比较，法琳更专业。
而且，法琳为了知己知彼，甚至做了一年的道士。
斗士老头完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信佛的人多，反佛的人少。
只有一些道士站他的队，。
他，孤掌难鸣。
反观法琳，不但有同是沙门的名僧普应、慧净、慧净等相助，居士李师政在民间为他奔走呐喊、萧瑀和虞世南等人干脆在朝堂上与傅奕对骂。
李渊不想反对日益扩大的光头教吗？
武德三年，曾为李唐起兵助过一臂之力的道士歧平定利用李渊在道教胜地楼观祈福的机会，率先提出老子乃是皇室先祖的理论。
同年，晋州樵夫吉善行奏称看见一骑白马的老叟对他说“为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贼平后，子孙享国千岁。”
这些把戏当然逃不过精明的实用主义者李渊的法眼，然而他却乐得顺水推舟，因为他非常需要这些东西来为皇室服务。
一方面，魏晋以降，门阀士族势力强大，社会门第观念根深蒂固。李家虽为北周贵姓，八柱国家之一，但在自命不凡的山东士族面前仍有暴发户那种发自内心的心虚。
现在天上突然掉下个圣人老聃做祖宗，当然乐不可支。
另一方面，佛教与正府在财政、兵源等方面存在尖锐矛盾，而借助道教抑制、打击佛教则比起单纯使用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佛教要有效得多。
三者，隋末社会上“老君度世，李姓当王”的民谣四处传播，主动尊老崇道不但能够利用这个符谶来推销自己，还能占尽先机，免得别人借题发挥。
李渊和道士们在祖宗问题上一拍即合，佛教的麻烦从此不断。
武德四年，道教开始发难。
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请废佛法表》及《益国利民事十一条》，首先极力抬高老、孔，建议李渊“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
傅奕一方面力图组成儒、道统一战线，共同对付佛教。另一方面，对佛教的指责招招致命，直指统治者心中的隐痛：意识形态的控制，财政和兵源，社会纲常等等。
到了这个程度，佛教徒不得不反击了。
次年，法琳撰写《对傅奕废佛僧事》上呈朝廷，同时看到当权的李渊可能不好通融，于是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领导人身上，直接上启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
犹豫反复三年之后，武德七年，佛道之争终于在庙堂之上展开。一马当先的还是太史令傅奕，他向高祖进呈《废省佛僧表》。
他从儒家观点出发，指斥佛教徒“不忠不孝、游手游食、轻犯宪章、诈欺庸品，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
主张“除去佛教“，以“益国足兵”。
李渊正中下怀，于是将奏章分发大家讨论。
没想道，这一主张遭到崇佛大臣们的抗议，赞同的人只有太仆卿张道源一人。
开国元勋裴寂就表示反对，认为李渊“昔创义师，志凭三宝，云安九五，誓启玄门。”，而今却要毁佛废僧，“理不可也”。
萧瑀表现最为强硬，与傅奕在朝堂上进行了激烈辩论，最终以互相谩骂收场。
萧瑀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傅奕反击，说“萧瑀不生于空桑，乃尊无父之教。非孝者无亲，瑀之谓也。”
萧瑀驳不过，只好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看到废止佛教的动议在高层难以通过，李渊暂时放弃了废佛的念头，但看到佛教如此势大，只能更加警惕。
武德八年，李渊不再经过大臣们讨论，直接出马到国子监明确宣布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后，这无疑是对佛教的重大打击。
紧接着武德九年，佛道两家口水仗进一步升级，道士李仲卿作《十异九迷论》、刘进喜作《显正论》攻击佛教，法琳也着《辩正论》予以还击。
看到佛道一时间难以分出胜负，李渊决定用同归于尽的方式来削弱佛教。
武德九年五月，他以京城寺观不甚清静为由，下《沙汰佛道诏》，而且理由冠冕堂皇：由于部分佛教徒道德败坏，寺院藏污纳垢，因此要“正本清源”、“兴隆佛法”。法令要求，“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皆废”。
表面上看起来佛道一视同仁，但由于此前佛寺数量远远多于道观，因此实际上吃了个哑巴亏，有苦说不出。然而这道诏令尚未来得及贯彻实施，玄武门事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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