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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秀与抗战
——冰心短篇集《关于女人》再诠释
萧成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她生长于一个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父亲身参加过甲午海战，母亲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融洽的家庭关系使她充满一种爱的思想与情怀。她深得祖父喜爱，从小又接受了舅舅杨子敬的良好教导，是“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她在海边长大，大海陶冶了她的性情，使她的性情像温柔而沉静，而威严而广博情深。她是20世纪同龄人，她曾说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她的一生倡导“爱”，其作品中流露出纯真、温暖、善良，通过“爱的哲学”来歌颂人世间的真善美，是中国现当代成名最早、拥有最广大海内外读者的女作家之一，不仅哺育、影响了几代作家，而且她丰富多彩的作品，更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我们熟知的“五四”作家中，无论茅盾、巴金，还是郁达夫、阿英，都曾认为在冰心作品中充满“爱的哲学”，有着深厚的人性关怀。“爱的哲学”的概念是阿英在1930年代初提出的。冰心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她的作品在一片“爱”的宁静与单纯中，蕴含着崇高而肃穆的精神力量。自小在温馨家庭中成长的冰心，首先感受到的是父母给予的无私关怀和呵护，生活与心灵都被爱与温情的光环所环绕。这是她相信世界有“爱”的根基。后来，当冰心接触到基督教，又因耶稣为拯救人类而甘受苦难的大爱，更坚定了她对于“爱”的虔诚和信心，并由原先感性的精神体验上升到系统的“爱的哲学”体系。冰心所宣扬和阐发的“爱”虽带有深邃的宗教色彩，但这种对神性的膜拜又不至于导向神秘或者迷信，更强调的是一种对于高尚人性所产生伟力的皈依。因此从文化意义上说，冰心“爱的哲学”显现的是一种女性意识，究其根本，亦为人类性的表现，不仅始终同祖国、人民、家庭、兄弟姊妹、朋友邻居、贫弱劳苦、生命和自然联系在一起，充满人道、民主和博爱精神；而且冰心对于“爱”的期待既理性又浪漫，一方面看到世间存在着战争、杀戮、欺凌、贫困、愚昧诸种非人道现象，另一方面则期待用“爱”来消弭世上的罪恶和解决社会矛盾，使“贫富贵贱”和“人造的制度阶级”得以融化或消解。所以她早期创作偏重于歌唱“爱”与“美”，并非没有察觉到社会阴暗面，而是觉得社会给人的失望太多、打击太多，她要发掘生活中美好事物给人以鼓励、安慰。这种期待虽富人性，但在文化背景尚未成熟情况下，却颇具浪漫、空想色彩。不过，也许正是由于冰心“爱”的价值偏胜于人道主义，故其文化、道德的意义甚于政治性价值，具有长远性和未来性。
然而，冰心所经历的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不仅有充满浪漫与交锋的1920～1930年代，更是涵盖了血火交织的1930～1940年代的抗战岁月，这是中华民族起伏动荡历史与个人遭际大冲撞与大融合的特殊时代。尤其是抗日战争，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全民族反侵御侮之战，如同战争初期蒋介石作为国家最高军事行政领袖所宣告的：抗日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在这场全民族抗日救亡战争中，广大中国妇女的参与不可或缺，她们在慈善募捐、文化宣传、救济教育、医疗救护等各个领域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通过参与抗战救亡，中国女性开始真正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业，开始将“小我”和“大我”结合起来，通过寻求全民族解放来实现个人解放。当然，这个结合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其间当然充斥着碰撞与摩擦。
全面抗战爆发前，在中国社会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新贤妻良母主义”的论战，说明当时的女性与国家关系还停留在对女性是否应该参与社会、国家的讨论阶段。而抗战爆发，全民族的总动员，妇女全面参与抗战救亡，则用实际行动诠释和应对了“新贤妻良母主义”的论战。显然，把女性解放与民族国家话语捆绑在一起，乃形势使然。如果就此论战背景做一些简单历史上溯，很容易就会发现，中国女性解放历程是由提倡“贤妻良母”开启先河的。当时的“贤妻良母”一词的新内涵是从日本输入而来的，其宗旨是立足于发展女性教育以富国强民。晚清维新派在女性问题上曾标举“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旗帜，这尽管是从强国保种出发来肯定女性，但毕竟推动了女性解放步伐。其后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被拘囿于家庭之内、相夫教子为生存终极目的的传统女性自然首当其冲地成为解放对象。这些传统“贤妻良母”无疑是男性价值标准压塑的符号，毫无主体性可言。而当时接受了新思潮洗礼的“新女性”，一般是指接受了现代教育、追求个性解放、勇于与封建道德抗争的时代女性。而“五四”运动有一个不言而喻的期许——解放被压迫者，因此在现代激进启蒙叙述中，“贤妻良母”往往以“旧女性”面目出场，与“新女性”成对立之势，二者在启蒙话语中被简单定性为：前者是旧的、落后的；后者为新的、进步的。这种状况到了1930～1940年代关于“新贤妻良母”的论争时期，“新女性”的摇旗呐喊更是不绝于耳，“贤妻良母”的鼓吹当然也见仁见智。究其原因，乃当时人们关于“贤妻良母”内涵的理解受到不同时期历史文化的覆盖所致，故认识上极具模糊性。不过也正因如此，“贤妻良母”的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和改写。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的注入使“贤妻良母”越来越显示其对女性解放的重要作用。毕竟真正的女性解放是基于女性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获得有利于女性自我实现的作为人和作为女人的一切权利。相较于“五四”时期那些慷慨激昂的鼓吹，冰心的思考则显得格外温和与平实。鲁迅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面对当时社会上对“贤妻良母”的口诛笔伐，冰心曾无比痛心地说道：“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当然，人们心目中‘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母亲那样的女人。”冰心的作品或许并没有对男权制进行极端的质疑，但她常常能吸收传统文化精华来呈现时代最新观念，从而架构一座理想的话语平台，让自己的女性意识得以自由舒展，使文本不时弹奏出与男性中心话语的某种不和谐音符。她的文本既有时代风雨的亲历性，又不受时代强势话语的羁绊，同时体现女性自身观察的视野。
1941～1943年间，在抗战陪都——重庆，冰心以“男士”为笔名创作了一本“销路极畅”的短篇集《关于女人》。相对于1940年代主流文学作品中引人注目的抗战主题的普遍性与持久性来说，冰心该著只是具有现实主潮的投影，里面依然延续着“爱的哲学”——写着“关于女人”的故事。当时这部作品曾被美国文艺杂志称誉为“The Best Seller in Ching King”，因其中深情颂扬了中国女性在抗战中焕发出的真善美德行，描述了“不同国度、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女性”，把女性的人格价值与魅力推到了崇高的巅峰。恰如叙述人“男士”所言：“女人既不是‘天仙’，也不是‘魔鬼’，但她们到底比男人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致，也更尖刻。”比如《我的房东》中的R小姐爱好写作而放弃婚姻，有遗憾但不后悔的坦然。此外，《我的教师》里的T女士、《我的同班》中的L大姐，她们均游离于婚姻之外，投身于事业之中，赢得了社会的尊重。这些溢出“贤妻良母”行列的女性从更多元的层面上拓宽和深化了冰心的思考。特别是《我的房东》中的R小姐是个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女性，她对传统的爱情观念作了否定，她的“强烈感情后面有双警惕的眼睛，自由奔放的外表之下是谨慎与矜持，丰富的情感体验之中有着理性的探索”，认为女人需要以自己的事业获得男人的尊敬。众所周知，女性自主意识成熟的一个标志是女性生存空间的改变，即“家”观念的更新。可以说几乎所有女性天生都是有恋家情结的，女人以母亲、妻子和女儿的身份居于家庭中。在血缘取向的家庭中只有丈夫这个角色是超越血缘取向的，他是可以变更和取代的个体。在传统女性的生存空间和思维空间中，男性作为游离的个体要么充当保护者或压迫者，要么是对手或敌人。当女性意识觉醒之后，女人会要求与*在同一地平线，要求精神的解放与自我的放逐，她们迫切要求解除精神镣铐，摆脱家庭奴役，义无反顾地踏入新时空去追寻一种不固定的身份取向。R小姐就是一个勇敢冲向蓝天下呼吸空气和享受阳光的新女性，她深刻认识到家庭对于一个追求自由平等的新女性意味着什么：“女人终究是女人，她也不能一辈子，以结婚的理想，人生的大义，来支持她困乏的心身。在她最悲哀，最柔弱，最需要同情与温存的一刹那顷，假如她所得到的只是漠然的言语，心不在焉的眼光，甚至于尖刻的讥讽和责备，你想，一个女人要如何想法？”所以她没有结婚，勇敢地独自面对生命的残酷和人生的挑战，构造出一个属于自我的全新的生存空间。显然，女性意识的最初觉醒体现于女性对爱情理想化和主观化追求上。在女性失去自主意识时，爱情畸变不可避免；当女性获得自主意识时，追求情爱平等便是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R小姐一直有着男士仰慕，并不缺少恋爱体验，但她的爱情却似乎比一般女性理性得多，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平等意识。“爱情？这就是一件我所最拿不稳的东西，男人和女人心里所了解的爱情，根本就不一样。告诉你，男人活着是为事业——天晓得他说的是事业还是职业！女人活着才为着爱情；女人为爱情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而男人却说：‘亲爱的，为了不敢辜负你的爱，我才更要努力我的事业’。”R小姐这种对爱情的态度，显然已不再是寻找一个用以依靠的肩膀来使自己获得安全感，而是转向寻找失落在世界边缘的女性自己生命的闪光点。爱情之于她更像是一条通往平等自由的道路，她在路上不断认识自己、观察自己、修正自己、肯定自己与欣赏自己。她不是以追求幸福婚姻为目标的女人，她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证明女性对爱情的崭新姿态，在爱情世界里清醒地向“自我”的世界前进。她追求事业重于爱情，追求与男性平等地位的意识也比一般女性强烈，如同舒婷诗句所说：“我必须是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但女性并非男人树上的藤，不是说女性不再寻找男人，也不是说女性要去征服男人，而是在爱情中去寻觅“心灵奇妙感应的吻合，在事业上要以不断求索的精神，用自己的知识和劳动来改造社会和生活”。因此R小姐不会沉溺于爱情迷雾中，早已从男人世界中走了出来，为了保持女性尊严将一生献给了她的小说事业。她的独立、自尊、自信，是让人敬佩的。然而，R小姐也并没有过激地认为女性意识觉醒与家庭形同冰炭，也不反对女性成为贤妻良母，她所认同的真正女性应该是丰富的、身心全面发展的个体，不仅可以是事业的主人，也应该是贤淑的妻子、温良的母亲，因为女性解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女性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但在并没有为女性自由提供条件的社会里，女性在奋斗过程中就不得不割舍掉某些难以割舍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显然，冰心笔下塑造的这个R小姐确实非常符合当时新女性的理想形象，或者说，R小姐身上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是人的共同意识的觉醒，是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因为人的共同意识的最高层次就是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是自我价值的真正实现。冰心所倡导的女性意识正是在这一点上越来越多地消除了它的自然属性，从而与人的共同意识趋向同一，使女性意识发展到了最高层次，因此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不仅对女性，而且对于整个民族和社会都有深远的意义。对此，郁达夫曾明确指出：“如何处理好男女平等与男女有别的关系，如何塑造好现代女性形象的问题，冰心都作了先行的探索。”
作为抗战时期特立独行的“闺秀文学”中的奇葩，冰心的短篇集《关于女人》除了有对当时“新贤妻良母主义”论争的回应之外，还集中表现了冰心与时俱进的女性观。这部短篇集的《后记》中就清楚说明：“这本书里只写了十四个女人，其实我所认识的女性，往少里说，也有一千个以上：我的姑姨妗婶，姊妹甥侄，我的女同学，我的女朋友，我的女同事，我的女学生，我的邻居，我的旅伴；……这其中还有不少的惊才绝艳，丰功伟烈，我真要写起来，一辈子也写不完。”显然，冰心笔下的诸多女性是从同类许多人物中提炼出来的典型。不仅母亲、弟妇、刘英士、沈骊英是真人真事，连那些以代号出现的T女士、L同学、C同学、L太太等亦有真人的影子。这些绚烂芬芳、温良美丽、宽厚悲悯，有着健全的“爱”的人格形象中均渗透和寄托着冰心“爱的哲学”，她们既有现代意识，又兼具传统美德，统合了传统贤良和现代自立的意识，体现了冰心对“新贤妻良母主义”的倡导，以及欲以改良方式重塑时代女性形象与价值的期望。作者借着这些圣洁灵魂刻画出了与她早期“问题小说”中迥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冰心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多拘囿于家庭的小圈子里，极少涉足社会现实问题；而《关于女人》中则无论知识女性，还是底层劳动妇女，其命运都与国家、民族和时代紧密相连。她们不再游离于现实之外，而是竭尽所能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作者通过这些女性形象多角度、多层面地反映了中国女性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坚强智慧、勤恳耐劳、忠诚乐观的风貌，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不屈精神，具有鼓舞人心的积极意义。换言之，同张爱玲等闺秀作家1940年代的创作大相径庭的是，冰心在《关于女人》中精心塑造的多数女性都没有脱离现实，除“我的奶娘”和“张嫂”之外，属于闺秀型的知识女性居多。譬如《我们太太的客厅》借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于家庭婚姻背景中刻画了一个追求自由、独立、平等的新女性；通过《叫我老头子的弟妇》、《请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妇》、《使我心疼头痛的弟妇》等文塑造了系列追求自由恋爱，有思想、有知识的“新贤妻良母”形象。显然，在全民族抗战中，冰心给予女性的选择更趋于丰富多元，态度更自如。婚姻也好，事业也罢，选择的基础最终落脚于自我的需求和发展。因此她笔下的这些知识女性，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沉醉在象牙塔中编织美丽幻梦的“闺秀”，而是将自己的人生同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斗争”和全民族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闺秀”。这些抗战中的“闺秀”形象，既是冰心对当时“新贤妻良母主义”论战的具体回应，又是冰心与时俱进女性意识的体现，表明了她对完善女性人格的严肃思考，以及一个生活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里的闺秀重塑理想女性的期盼。而这一切当然也得益于冰心温馨家庭和良好教育所赋予她的健全人格。换言之，冰心通过短篇集《关于女人》的创作，真实还原了抗战时期女性主要社会活动等历史面貌，在此基础上透视抗战时期女性与国家之间产生的联系，以及女性利用抗战这一历史大舞台在摩擦碰撞中融入国家与社会之中。同时由于选择了“男士”这个言说角色，冰心的文风也一反早期创作中纤细温柔的言说姿态，而呈现出刚劲朴实的一面。现代著名作家翰先（叶圣陶）在《男士的〈我的同班〉》里评论：“冰心女士的作风改变了，她已经舍弃她的柔细清丽，转向着苍劲朴茂。”由此亦可知，抗战前后冰心创作主要内容的变化，不仅清晰地折射了全面抗战的爆发对女性与国家关系起到的加速融合作用，而且反映了冰心对于社会分野、阶级分野、女性分野在认识上的重大突破与转变。
《关于女人》表面上看似乎写的大多属新型的“贤妻良母”，实际上这部作品还延续和发展了作者早年创作“问题小说”时的探索精神。在《关于女人》中，冰心不再是如早期创作中那样只是提出问题，梦幻般地处理问题，而是脚踏实地、切中肯綮地分析问题，并竭力给出现实的解决之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指出，正是由于“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这段话确实道出了女性在父权社会里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的低下地位，女人的自主意识已在长期的生活变更、历史替换、制度嬗变过程中进入冬眠状态。女性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沉重枷锁下*并渐渐沉默，在生活面前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依赖性和自卑感，女性的光彩被尘土所掩埋。虽然女性在无数的束缚、压力、甚至是摧残中以惊人的毅力承受下来，但她们绝不会永远甘于受压迫，只是这种发压迫意识在一定时期内没有觉醒，需要在长期的沉默中寻找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窗口。18世纪末女权运动在美国兴起，终于点燃了女性意识觉醒的火苗。“五四”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思想解放、女性解放也成为时代的主题。作为“五四”那一代的女性，“生活给了她们比先辈们更多的欢乐和痛苦，也在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赐予她们将这些感受表达出来的机会”。而最早集中反映中国女性意识觉醒的“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中，冰心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一位。冰心很重视女性自身特质和母性价值存在。在《我的母亲》和《我的朋友的母亲》中，冰心就将“贤妻良母”界定为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现代的思想、开明的态度、独立的人格、优美的性格和智慧集于一身，使她有能力担当起丈夫和孩子的匡护者。《关于女人》中她第一个向我们介绍的便是她的母亲，因母爱是冰心人生中接触到的第一种“爱”，她是在母亲的呵护下成长的。作者用一支饱含着怀念之情的笔塑造了一个可敬可爱的贤妻良母的形象，她温柔贤惠、慈爱聪慧，不反对自由恋爱，还能够调和家里的矛盾冲突。全文精选一些生活细节展示“母亲”的几个侧影，使母亲的慈颜、慈行、慈心跃然纸面，还通过母亲把几十本革命书刊《天讨》一卷卷装在肉松筒里寄出的细节，表现了母亲的思想进步和机智勇敢，使一个血肉丰满的母亲形象矗立在人们眼前，《关于女人》中塑造的最后一个女性形象是《我的朋友的母亲》中K老太太，战乱流离中，她被迫与独子天各一方，为了儿子家庭幸福，她决定前往探望儿子，并劝解F小姐离开K。在K老太太由北平至香港，再经韶关、桂林、贵阳，终抵重庆的奔波跋涉途中，作者不仅生动刻画了一个识大体、讲道义，具有大局观的母亲形象，而且将炮火纷飞、妻离子散的恶劣社会环境自然地呈现于人们面前。这两位母亲皆已成为冰心“爱的哲学”的崇高诠释。
当然，面对着抗战时期交织着“血与火”、充满了“罪与泪”的现实人生，冰心虽然依旧选择了“爱的哲学”作救世良方，试图让身处灵魂苦痛焦灼中的世人在承受“爱”与萌发“爱”的过程中找到心灵的解脱与慰安，但却已在铺叙女性不幸遭遇时把妇女问题作为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思考了。此时的她，进一步认识到“女性意识”的觉醒固然是解放妇女的重要途径之一，但“贤妻良母”与“新女性”亦不对立，故而描摹那些抗战中的妇女形象，尤其是那些身处民族抗战旋涡中的“闺秀”们时，常表现出对她们的怜爱和同情。冰心体会到“新女性”更“应该是有学识的，又善于家政，协助丈夫建立事业，教育子女得法”的。譬如《我的邻居》中M太太这个女性形象就相当发人深省。这位被生活重压得喘不过气来的M太太逼真反映出以压抑女性个性需求和发展为代价的牺牲只能显出其徒劳无益的一面。M太太虽有写作才华却不擅家务，婚后忙于生养孩子、操持家务，丢弃了事业，也丧失了自我，宛如折翼的笼中鸟，健康、事业、家庭终皆成为泡影。表面上看，M太太是因缺少应有的理家才能而导致生活不幸与才气的泯灭；但从实质上说，M太太这个例子也从反面揭示出女性依照自身发展需求进行多元选择的必要性。毕竟家庭生活乃一种协商式的责任，家庭成员良好互动才能达成家庭的幸福。夫妻日常互动过程中，应共同分担、互相支持和彼此关怀，彼此激发积极情绪，彼此认同家庭角色，在这种良好的互动关系中才能产生贤妻良母。M太太的不幸，揭开温情脉脉的婚姻家庭模式的弊端。冰心尖锐刻画了一个毫无责任感的自私男性，作为家庭关系中关键的互动者，他不但阻挠M做教师、粉碎了M的写作理想，而且在家庭生活中一味索取，以自己的舒适为条件不断责备妻子，折磨得她身心俱疲，终致与贤妻良母绝缘。作者并不贬斥M太太，相反给予她深深同情，仅在事业和家庭矛盾中，为唤起女性的“自主意识”说了几句理解和提醒的话语。
总体而言，《关于女人》虽然用浓墨重彩以“我”对女性的爱这根线索串联起14个女人的故事，不过却仍然有一个男性的命题始终跃动其中。通篇采用“男士”这种和冰心本人性别相反的言说视角，调侃和微讽都无形中指向了男性的自我反省。就艺术结构和叙事方式上而言，作者虽抄录了《红楼梦》的开卷词以代序，却没采用曹雪芹“实录写真”的方法，而是把散碎的材料串成璀璨明珠，使人物在很大程度上融进了冰心的思想情感里面，使叙事拥有了更大的表现功能。这种性别倒错的叙事方式，不仅可以挣脱时间、空间的限制来叙述事件，展示社会生活环境，侧面反映血雨腥风年代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艰辛，还能吸收小说叙述者“虚构”的特色，并使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分离，就像冰心本人所说：“这几篇东西不是用‘冰心’的笔名来写，我可以‘不负责任’，开点玩笑时也可以自由一些。”具体而言，《关于女人》一面礼赞女性的温柔、忍耐、崇高奉献，一面促成“男士”不断反躬自问，将寻找贤夫良父的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五四”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女性地位得到提高。但是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早已在国名心中根深蒂固，男尊女卑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因此男性和女性之间就会产生不和谐与冲突。故在《我的择偶条件》里提出了25个择偶条件，更是竭力宣扬男女平等，打破封建牢笼，倡导两性和谐，强调女性解放与家庭幸福不仅仅要有女性的努力，更要有男性的推动。当女性成为家庭的平等成员而不是家庭的仆人，享有与生俱来的进入社会的平等权利和自由选择权利时，她会激发起更积极的自我实现的精神，家庭就会改变。男性承担家庭责任、分担家庭事务当然也会促进对家庭角色和家庭活动的认同和肯定，男性多关注家庭也会使自身变得更充实，从而促进家庭结构的稳固。由此可以理解，冰心在女性问题上的改良保守在当时和未来都更有助于女性解放进入良性轨道——在女性与家庭、家庭与社会，新女性与贤妻良母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建构关系而非解构关系。
毋庸讳言，在冰心的名门闺秀身世与其“闺秀文学”表象之下，的确隐藏着相当复杂、丰富的时代内容及社会意义。她认为真正的女性解放是基于女性生存和发展需要，获得有利于女性自我实现的作为人的一切权利。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既集真善美于一身，又集传统时代特征于一身。不仅是对当时“新贤妻良母”论战的独特回应，同时也凸显了女性情怀与自由自觉本性的意义：对生活的细致体贴，对他人关怀的热忱、对生命体验的敏感，以及日常生活中怀着安然自适的从容，重新确立女性家庭生活角色的价值，使“贤妻良母”更清楚地显示出其积极的内容——关怀、责任、尊重、牺牲、爱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家庭和社会层面积极还原和建构女性家庭角色，以及推崇女性家庭角色的职能同时，冰心对于女性关怀的领域早已远远越出了私人家庭空间的范畴，延伸至公共社会领域。她不仅揭示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角色中的合理地位，以及家庭活动本来的能量和价值，唤醒女性对于家庭和社会角色的自觉和认同，既契合大多数传统女性的需求，也为“新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找到安身立命的依据，而且还提供多元选择的可能性，关心政治、捐款劳军这些行为表明她从来没有故步自封，女性可以不断以各种通融的方式和缝隙契入社会。即便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壁垒分明的男女两性的空间分隔，但在为社会提供稳定家庭结构、输出生产力的过程中，女性的自我需求和自我选择在全民族抗战这一时代大背景下也得到了凸显，毕竟冰心在《关于女人》中为女性和家庭之间努力留出了缝隙或自由腾挪的空间，向外发展事业，同样可以成就女性的幸福，也未必会堕入亲密关系匮乏的寂寞凄凉。冰心这种在公共领域为贤妻良母寻找新的合理性的努力，虽然比起“新女性”要求一种崭新的社会角色来取代家庭角色的奋勇，在当时显然不合时代口味，似乎表明了冰心的女性观趋于保守折中。然而，无论存在多少质疑，实践总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冰心的女性观愈益显出其公正、客观的一面。的确，冰心用温婉细腻的心灵感受现实人生，用聪颖睿智的头脑思索社会历史，用平和朴实的笔触抒写理想和爱。而她的感受、她的思索、她的抒写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带有鲜明性别特征的女性视角以及女性的书写方式，始终贯穿着一种自然和人性之美。她在《关于女人》中大肆渲染了家庭和谐与人性之美。无论是“我的母亲”、“我的教师”，还是“我的同班”、“我的学生”等女性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优点，正是中华传统女性美与“五四”以来倡导的现代女性意识有机融合的呈现，特别是《我的学生》中的我的学生S，生在上海，长在澳洲，嫁到北平，抗战时期又随夫迁到内地云南。她性情活泼聪明，做事严肃认真，为人乐观善良，最后为救同事太太输了200CC的血而身亡。作者十分钟爱敬佩S，赋予她妩媚动人的女人气息，又赋予她崇高伟大的牺牲精神，这位“新贤妻良母”的艺术形象确实令人感佩和亲近。换言之，冰心在《关于女人》中对于“贤妻良母”的全新诠释和提倡双性和谐，获取男女真正平等的思想，也是冰心“爱的哲学”和女性意识在民族抗战中的具体阐述——女性与民族进步的紧密关系，女性在民族战争中受到的双重压迫和反抗，以及女性在世界人类和平中起的重要作用。在《关于女人》中，冰心正是以这种具有中西合璧性质的新女性精神创造出了一个美好温馨的人间，她所称道的女性，都包含了快乐，自强及对和平的希冀。恰如《〈关于女人〉后记》中所言：“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身为生活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中的女性，冰心力图在错综纠葛的矛盾中重塑理想的现代女性，这无疑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很多评论者认为她的这种选择是其优裕和睦的家庭环境、安稳平顺的生活道路所至，这也导致冰心对同类的关怀、同情和寻求解放的情愫呈温和、人道、改良的倾向，从而使冰心倡导的现代版“贤妻良母”既包含着妇女解放的时代内涵，又与潜意识下的传统伦理观念有着某种妥协。其实并不尽然，相较于“五四”时期的其他女作家，冰心虽不激昂澎湃，但却始终是自觉而理性地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将笔触伸向女性心灵世界的。她的健全的女性意识，她笔下特征鲜明的女性形象，她对女性人格的严肃思考，以及她的文学实践，至今仍然对现实具有深刻意义，依旧闪烁着耀眼光芒。
当然，作为一位大家闺秀的冰心而言，在其所处时代，无论是受教育程度，人生阅历应该都是相当丰富与复杂的。《关于女人》这部作品具有浓郁的自叙传成分，所选取的题材又基本是真实的，冰心在“后记”中清楚写道：“写了十四个女人的事，连带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只是一片淡薄的云，烘托着这一天的晶莹的月！”阿英曾这样评价冰心的创作：“她的诗似的散文的文字，从旧式的文字方面所引申出来的中国式（并不是固定的名词，只有说明她的句法不完全是欧化的）的句法，也引起广大的青年的共鸣与模仿，而隐隐的产生了一种‘冰心体’的文字。”而《关于女人》则呈现出冰心创作风格从重抒情向重写实文风转移，梦幻的抒情被明确的人生信念和从容的生活态度取代，不仅证明其创作心态更加自信、幽默与达观，而且反映出冰心创作因其裹挟着“时代风云”而不同于封建时代的“闺秀文学”的特征，呈现出新旧文化嬗变时期，中国知识女性向往现代文明的“真我”形象。恰如郁达夫所指出的：“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显然，《关于女人》确实是充分挖掘和利用了文学的社会写实功能，塑造了一批抗战背景下大后方烙印时代足迹的伟大女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女性的形象，既提升了女性家庭角色的价值，又扩展了其社会功能，符合当时女性的现实需求，相较于当时“新女性”对家庭角色的弃绝和否定，冰心笔下那些看似保守改良的“新贤妻良母”更具积极的社会意义，其所涵盖的“爱的哲学”，不仅实现了女性的解放和幸福，而且重铸了女性与国家、民族解放战争的建设性关系。众所周知，冰心生前特别喜欢梁启超手书的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诗句：“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纵观冰心一生，她也的确实现了这一座右铭。
作者系福建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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