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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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任教期间的冰心

林敏洁

冰心一生中共有8次的访日之行。1946年11月至1951年8月期间她曾在日本居住了近五年，这期间她不但在日本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讲演，更成为历史上首位在东京大学任教的女教师。这不仅在东京大学，甚至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留下了具有深远纪念意义的一页。

但迄今为止，相关传记和年表以及译卷中对冰心在日本工作的记载均甚为模糊，《冰心自传》中也只记载到：“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在东京大学（原帝国大学）教‘中国新文学’课程。”学术界对冰心在东京大学的教学和任期等具体情况亦不甚明了。1999年冰心逝世后，日本每日发行量高达800万的第二大报纸《朝日新闻》所刊载的《谢冰心逝世》对作家在日工作情况的表述也有一定的讹误：

据新华社电，谢冰心（中国著名女作家）于2月28日晚9点，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的医院去世，享年98岁。（中略）

从1949年始约两年之间，她曾在东京大学执教，并多次访日，加深了与日本文化界的交流，并兼任中日友好协会理事。（《朝日新闻》1999年3月1日晚刊）

而实际上，冰心在东大的讲师生涯仅有1950年这一学年。对于以上类型的误报，多年来学术界无从更正。幸运的是笔者在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帮助下，确认到了与冰心有关的人事档案，其中不但对冰心在东大的身份和任期等有详细的记载，且记载着在北大、清华任聘和辞职的具体时间。除此之外，还收集到一些对冰心在东大任教的相关评论与记叙。因此，本文旨在借助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对冰心的日本任教以及她这一期间的文化教育活动予以进一步的阐述，并对冰心与日本著名学者仓石武四郎之间的友好交往进行考察，由此还原历史原貌，从而补充完善冰心传记、年谱等对于她在日任教期间的记载。

一

东京大学起源于1811年江户幕府时期。1877年东京大学正式成立时已设有和汉文学专业，而1885年汉学专业与哲学、文学共同构成了文学系的三大专业。1904年进行的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大改革，使汉学专业和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专业分离，成为现今中文专业的前身。但汉学科、中国文学专业多年来一直被作为日本文化的一环，所教课程为中国古典，与之相应的课本采用的是汉文训读法，而非使用汉语读法。1889年为了实用语学教育才开始聘用中国人为讲师在东京帝大教授中文。据仓石武四郎（1897～1975）教授记载，当时学习中文的学生寥寥可数。

《东京大学百年史》中关于中文专业有如下记载：“中国文学的研究教育真正具备实际水平乃始于盐谷温。”盐谷温1905年成为讲师，1906年成为副教授并于同年赴德国留学，后又来中国留学，在日本的学院派中他最早开始从事戏曲研究。1939年盐谷退休后，东大文学部聘请毕业于东大中文系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仓石武四郎为兼职教授。仓石于1949年成为东大的专职教授。被称为东大正史的《东京大学百年史》对仓石有这样的记述：“‘仓石是学术性系统地讲授中国语学的开端’‘不仅通晓古典文学……积极开拓新的领域……对现代文学也有深厚的兴趣’。”

中文授课不应是传统的汉文训读（即使用日语的读法），而应是直接用汉语发音研究，持有这种信念的仓石对中文教育以及课本制定予以极大的关心和投入。冰心的东大受聘于这位仓石先生的高度认可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仓石任职之初即指出，“在我寻找语言简单、内容优美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发现谢冰心的文章最具备上述特征。”

此处的作品即指为国人所熟知的冰心的代表作《寄小读者》。仓石将其翻译成日语并自费印刷成41页的小册子，送给研究者，请他们指正并予以推广。仓石在此书的开头部分抒发了自己的感动之情。这部翻译作品于1947年2月由三省堂印刷出版，发行数量达5千之多。而且还在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醒目的广告栏里登载了广告。在《译者序》中，仓石再次表达了对《寄小读者》高度评价：

这部作品越读越使人感动，每次都不禁流泪。我认为这恰好印证了无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人类的灵魂深处总有一种力量能使我们产生共鸣的道理。也许某一天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冰心女士的母亲和我们的母亲就会像影像一样重叠起来。而我们作为母亲的孩子将一遍一遍地诵读这部作品。因此我认为将这部作品翻译成国语是一件好事情，不，应该说是必须要翻译成国语的。

当然，我下定决心翻译这本书是支那事变后。希望这部译本能成为促使我们的国民对支那有一个正确认识的契机，这给予我极大的动力。

在侵华战争的不幸年代，仓石教授翻译并出版了冰心的《寄小读者》，这是他致力于推动中日两国国民灵魂交流的举措之一。另外，仓石教授在战争期间组织了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有关人士翻译《中国新文学大系》全十卷。在最终唯一出版的第一卷中则收入了谢冰心的五部作品，它们是：《斯人独憔悴》、《超人》、《寂寞》、《悟》、《别后》。

此后，作为现代汉语、古典学者的仓石武四郎在致力于介绍以冰心作品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时见到了谢冰心本人。仓石教授回忆道：

作为中方的负责人首次来到被占领国日本的竟然是我在北京的旧知张凤举先生。先生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进入京都大学，毕业于京大英文专业，与京都大学诸位先生关系亲密，因此我在北京留学期间受到先生多方照顾。那是我们隔了中日战争这一鸿沟之后的东京再会。（中略）从先生那里听说近期吴文藻先生也因工作来日，而同时他的夫人谢冰心女士也将驾临。就这样我得以与谢冰心女士初次见面。

1949年，仓石热切邀请谢冰心出任东大讲师。他再三申诉：“东大起初是为了学习西洋技术而创办的（中略），对中国的现代语言及中国本身的关心均不够（中略），我们如果不打破这种现状，就永远不能建立新的学风。”通过仓石武四郎积极的推荐与争取，冰心成了东大建校以来的第一位女性讲师。

关于冰心在东大任教的情况，笔者将根据新发现的《外国人讲师相关文件》、《东京大学文学系学生便览》、《东京大学报》及听课生回忆录进行考证。

《外国人讲师相关文件》是东大文学系用来记录所聘外国讲师的相关文件。关于冰心的文件主要有《4号/（昭和）二十五年三月三一日（1950年3月31日）/呈请书（谢婉莹）》共计18页，以及《12号/（昭和）二十六年三月六日（1951年3月6日）/外国人讲师辞任（谢婉莹）》，包括履历业绩书和合同等，以手写填表的形式为主。

《外国人讲师相关文件》文秘第594号文件记载着“1950年3月31日起草”，是由文学部部长写给校长的，“因希望聘任如下的外国人讲师，申请批准。”其中有德国、法国的专任讲师，英国的兼任讲师，在他们之后有“国籍：中华民国人”；“姓名：谢婉莹”；“担任：中国文学 每周二课时”；“期间：自1950年4月1日～1951年3月31日”；“专任兼任：兼任”；“月工资：2875日元”；“备考：空”，此外“年月日/学部长”，表格外边有一行手写到：“提交两份调查表，以供判定是否符合教职资格”。

这份呈请书后附有东京帝国大学履历用纸上填写的简历。签名“谢婉莹”的履历书三种。第一种履历书如下：

在1949年前冰心的任教经历未曾有过如此详细的文字记录，甚至在冰心后来的自传中其被聘及辞职的具体时间均不甚详明。从以上履历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冰心在北大、清华聘辞的具体时间，这亦可谓是一意外的发现。

第二种履历内容基本和第一种相同，但在户主一栏增添了“吴文藻妻”的文字。还有关于奖惩的栏目，记载为：无；承诺上述与事实相符；最后为年月日及签名盖章。

其后共计16页的调查表以手写形式填入打印的各事项栏中，页末签名为“谢婉莹”，书写优美流畅，文字清晰，很难想象出自六十多年前。第一、二页的“个人事项”一栏的“就职地位”填写的是“东京大学文学系讲师”、姓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出生年月日等。除此以外，“身高（米）：一·五六”；“体重（公斤）：三九·〇”；“电话号码：（三田）四〇四二”等。由这里的身高与体重数据我们可见冰心身躯的娇弱，这与她呕心沥血的文学创作以及其社会作用形成鲜明对照，更显现其灵魂的强大。

第三至九页的“学历、职业及军务履历”一栏中的“军务履历”栏均写着“该事项无”。另外，第十页中有类似有“著作及演讲”一栏，对此，冰心将在北新书店出版的《冰心全集》及开明书店出版的5点记载了一遍。其后第11页的“法人及其他团体中的地位”及12页的“股份公司的所有及支配权”栏里均记载为“该事项无”，第13页的“海外旅行及滞留”栏中记录着以下三点：

美国 一九二三·九至一九二六·八 留学、为研究文学

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俄国 一九三六·八至一九三七·六漫游

日本 一九四七·十二至今 作为中国代表团团员的家属

冰心在日本旅居的时间，记录为1947年，而《冰心年谱》中记录为1946年11月13日。另外，岩崎菜子根据谢冰心的次女吴青的证言，提出“1946年11月9日”一说。但无论如何，冰心的这次旅日经历不应是始于1947年，而应该是始于1946年。这里有一年的出入。

第14页“备考”中均记载为“无”。第15页的“保证该调查表的记录真实且完整（后略）”这一栏里，日期写着“1950年3月29日”和“谢婉莹”的签名及盖章。第16页有上司作为担保的签名及盖章，内容为“证明以上为本人真实署名”等，日期为“1950年3月30日”，是东京大学文学部长“高木贞二”的签名和盖章。

《外国人讲师相关文件》里附有“文人任第25号/1950年2月8日文部大臣官房人事课长”撰写的文书《外国人教师及外国人讲师的待遇》。这一打印文书中附有“外国人教师实行月薪制，按原则任课每月25课时（每周六课时）”，“外国人讲师实行时薪制（中略）聘用期：外国人教师2年，外国人讲师1年。但期满后如有需要可续约。”另一张表中的“用日元支付外国人教员工资额”，外国人教师、外国人讲师都被分成1～7级工资，前者月薪13000～30000日元，后者时薪325～750日元不等。

顺便提一下，1950年3月关于工资的文件中，在工资栏上第五级工资“575”的上面有笔画的一个圈。而在1950年3月31日的“文秘第594号”文件中冰心的“月工资”一栏用笔写着“2875”，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冰心1950年的工资数额，估计这是按照年度承担的总课时平均后预先算出的月薪金。

在1951年，则有明显的变更纪录。3月6日的东大人文第12号文件是文学部部长寄给校长的手写文件。记录着“中华民国人/谢婉莹/中国文学每周两课时/兼任，月工资5250”。由此可得知每周两课时的冰心月工资为5250日元。工资开始执行日期明确记录为1951年4月1日。这是因为日本的学年始于4月1日，终至次年3月31日。

但是笔者意外地又发现了一份关于冰心的抄写文件，即1951年3月14日的东大第81号文件，文件文字为手写，具体内容如下：

东京大学校长

同意本年2月13日东大职秘第139号的4中增加外国人讲师中国人谢婉莹工资额的申请。昭和26年3月14日（1951年3月14日）

文部大臣 天野真佑

下有备考，记录了国籍姓名：中国人谢婉莹；担任科目：中国文学一周2小时；上课期间：自昭和26年1月1日（1951年1月1日）至昭和26年3月31日（1951年3月31日）；工资：月5250日元。

从这些公函内容可以看出冰心得到的充分肯定，第二年续聘，薪资由原来记载的2875变为5250日元。但本应从4月开始支付的薪金额，却从1月开始发放3个月这一点颇令人费解。通货膨胀或许是一个原因，但与冰心的离职不无关系吧。顺便提一下日本小学老师的工资作为参考，1949年初聘工资是3991日元，1951年是5050日元。小学教师的工资基本代表当时日本工资的中等水平，由此也可得知冰心在日本的薪金待遇及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而这不仅是冰心的实力获得认可的缘故，而且也应缘由仓石的极力引荐和鼎力相助吧。

三

冰心作为东京大学的外籍讲师，到底教授了什么课程？1950年出版的《东大文学系学生便览》第54页记载着有关教师和课程：共有四位教师，除仓石以外，其他三位均为讲师。冰心担当课程处记载为：现代文学《人与作品》。据仓石叙述：“开始她发了老舍的《二马》讲义，随后又发了曹禺的《北京人》让学生阅读。”

此外，国语、国文学、国史学三研究室后有一栏“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研究室”，“讲师谢冰心”的名字被记录在内。另外，在《学生便览》的教师住址录上，外国讲师一栏中的三位欧洲人讲师后面，记录着“港区麻布本村町四五谢冰心”。

让我们再看一下冰心授课时的心情。开课半年后，冰心在《东京大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破旧的信说起——在东大讲台上》的随笔。冰心起笔于对“红门”的敬意：

我从幼年时候起就知道著名的“红门”了。——这“红门”日语叫“赤门”。（中略）

我自己在四年前就到过东京，首先参观的是东大。那郁郁葱葱的林阴（荫）道，*古雅的校舍，那许多往来的学生，都使我心中不觉涌出兴奋而愉快的感情。

前年夏，应东大中国文学科的聘请讲学，我感到荣幸。今春又再次被邀请来讲学。我不止是最早来的外国女性，而且也是最初在东大讲学的外国妇女，这更使我感到兴奋。（中略）

我在东大的教室和校园里，看到这儿的学生的脸上的表情和眼睛里的神情，和我在中国所看到的完全一样。同样是朴素的服装，饱满的热情，追求知识的眼神，敏捷天真的动作；同样地激发了我。遗憾的是因我没有学过日语，不能随意畅谈。我对日本一切的理解，实在肤泛浅薄。如果我能和学生们随意畅谈，我相信能有更多的东西贡献于诸位面前。亚洲的和平和民主，是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中日两国国民需要我们真正的理解与合作。

我们追悔过去沉痛的教训，需要重新展望未来！东大的学生们以我作为“红门”的客人接待，我希望在得到互相理解、共同合作的良机中不断前进！一九五〇年十月三日东京

篇尾标注“作者是中国女流作家·东大文·中国文学讲师”。文中引用在抗日战争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学生从战地发来的信件，并以此呼吁“中日两国国民需要我们真正的理解与合作”及“我们追悔过去沉痛的教训，需要重新展望未来”。这些文字情真意切，具有打动读者的力量。

冰心的讲课与呼吁，在当时的东大学生中是否引起反响？东大中文研究室在2002年到2011年发行了同窗会杂志，共计11期。其中三名毕业生的回忆录涉及冰心。1949年毕业于东大、后担任御茶水女子大学教授的中山时子的回忆如下：

大二那年，谢冰心女士的《如何鉴赏中国文学》课程持续了一年。由于冰心女士需要将仓石先生已翻译成日语的速记文翻译成中文，所以我便接到了来自仓石先生的命令。冰心女士对我花了三天两夜翻译好的文章又进行了大量的删除与修改。（中略），那之后，经过严格的毕业论文口头答辩，仓石先生慢慢地取出一本书递给我说“这是你的第一个成果”。眼前的这本书是我永远也无法忘怀的。

中山时子精通汉语，不过，她将1948年6月冰心接受仓石的邀请在东大文学部做的五次题为《如何鉴赏中国文学》的演讲与冰心在1950年度的讲课混淆了。那些演讲内容汇总成一本书，于1949年9月由讲谈社出版。

另一名是1953年毕业的清水畏三，他是清水安三的长子。清水畏三从东大毕业后，成为共同通信社的记者。后来，他成为樱美林学园的理事长。他叙述如下：

女性作家谢冰心女士是充满智慧且具有魅力的，是我上小学以来第一位给我授课的女性老师。（中略）毕业论文我选择研究老舍，这是因为谢冰心女士所喜爱的作家是老舍，在其演讲中提及《二马》。鱼返先生的演习是《赵子曰》、藤堂先生的演习是《方珍珠》，都是老舍的小说。更何况，我本身出生在北京，小学、中学也是在北京就读。因此，只要是出现在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市内外的地名，无论哪里我都熟悉其地理和情形。

另外，东大学子、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曾经在冰心讲课时做过翻译，他的回忆如下：

不久被美国的大学聘请，所以就要离开日本了。于是讲了最后一次课。（中略）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当时引用了陶渊明作为例子，气势非凡。（中略）

然而，谢老师一家一到了香港，就突如其然地改变目的地，回了北京。

这最后的讲课，只说了一个宣言而已。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日本是被叫做“中共”的。

“共产主义中国”这个直译法，其实就有将其作为敌国对待的意思。事先知道你是回“中共”的话，那是会被当作政治犯拘捕的。真是相当艰难的离开方法啊！

最后的讲课是由仓石先生来翻译的，但是当谢冰心老师言及在日的美国军事基地之际，没有被翻译，而是直接被省略了。于是学生们都哎哎直叫、用胳膊肘互碰着。

我也曾向谢冰心老师说明那些反对军事基地传单的内容。（中略）

大概，那个时候，她正在为如何从日本逃出而苦思冥想吧。

竹内实在文章里将被美国大学聘请的吴文藻错理解为冰心。虽然有些小笔误，但他的回忆却是那种真正认真听了冰心的课、翻译亦做得很到位的勤奋学生才能生动叙述出来的。冰心的精神面貌被竹内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冰心离开日本40年后的90年代，当时已70多岁的竹内实依然翻译着冰心1943年创作的作品。由此也可以想见冰心老师曾给予东大学生的深远影响。

四

《东大文学部五八号 关于外国人讲师辞职》（1951年4月4日起草）记录了冰心的突转事件。

3月6日，东大文人第12号文件里，文学部提出了继续委托谢婉莹担任外国人讲师一职，但是由于中华民国人谢婉莹提出了辞职，故希望取消这一委任。

当时，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取得胜利，国民党政府逃往台北。中华民国代表团成员中有一位叫谢南光的中共地下党员，因他是吴文藻的部下，冰心夫妻从其处得知国内的状况。1950年6月，吴文藻辞去代表团的职务。那时除中英美联合国委员会的官僚、职员及其家人以外，只有商人和记者能够旅居日本。谢南光通过在新加坡创办《星槟日报》的华侨胡文虎之子，为吴文藻谋得该报记者的身份。但报社并不给名义记者付酬，所以冰心在东大的工资成了其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8月，他们全家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回到中国。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在中美两国的对立逐步加深之际，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回到中国，这一行为看来确乎是“将危及生命”的冒险。

冰心和东大文学部签订1951年度的外籍讲师工作合约，这其实与吴文藻接受美国耶鲁大学聘请的动机一样，都是为了摆脱危险的一种“伪装”行为。而冰心在正式开课前就立即提出辞职申请，则应是为了将对东京大学造成的困扰和损失降至最低程度的一种善意表现。仓石武四郎对这段经过有如下回忆：

谢女士声称去美国，但实际上是偷偷离开了日本，经香港回到了中国本土。那个时候，船离开日本之后，她立刻给我写了一封信，道歉说：“声称去美国真的很对不起您，因为周围有很多难以对付的人，所以甚至对您也没有说实话。”到现在我还珍藏着这封信。

仓石对冰心被迫伪装工作的苦境非常理解。冰心离开日本不久，《东京大学学生报》于10月4号发表了冰心《为了中日的永久和平——临别寄东京大学学生》的散文。冰心在感叹战后日本人民生活、中日两国绝交现状的同时，坚信着光明和希望的来临：“两国人民的友情像那连结我们两国国土的海洋一样宽广、深厚，而且迟早一定会如海洋的波涛涌起，越过所有的堤坎，这就是远东的两个重要国家全面联合起来的日子。”“东大的朋友们，这个责任在日本就落到大家的双肩”，“希望大家为中日的永久和平同中国青年并肩奋斗。”

冰心离开日本后，仓石与她继续保持着好友关系。仓石终生尽心尽力地翻译介绍冰心的作品，使得冰心的作品流传日本文坛及民间。冰心也回应了仓石的期待，在战败后处于美国管理下的日本，不断鼓舞东大学子，不辞辛劳地向日本国民述说对中日交流的美好愿望，回国后亦热情地从事中日友好的工作。冰心与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仓石武四郎之间的友好交往，可以说是中日文化、学术交流绵延不绝之象征，至今依然被中日学者所称颂和传承。

仓石武四郎的回忆文章，交代了冰心受聘东京大学的缘起；东京大学的档案资料，展现了冰心在东大任教的工作合同及其相关履历文件、薪金待遇、所讲授的课程及内容；东大师生的回忆和报道，让我们获悉冰心授课的心情和学生对她授课的反响，以及她辞职离开东大时的情形，冰心在日本任教的真实历史面貌。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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