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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研究的新发现（代跋）
——冰心文学第四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粲
冰心文学第四届国际学研讨会，于2012年10月4日至7日，在冰心抗战时生活过的重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现当代文学和冰心研究的专家学者，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外和境外的专家学者共计115人出席了会议。中国现代文学馆、福建省文联、重庆师范大学、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冰心研究会为主办单位，冰心文学馆、重庆师大文学院承办了这次研讨会。收到论文85篇，97人在研讨会上发言，一些因故未能到会的专家学者，也提供了论文，包括意大利、俄罗斯的学者。出席这次研讨会的学者人数与提交的论文，是历届研讨会最多的一次。自从二十年前的冰心研究会成立，尤其是冰心文学馆建立后，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聘请客座研究员、举办学术讲座、在异地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刊物与年度论文选、资助在校硕博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专业委员会签订合约等，使得冰心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成果不断出现。这次研讨会在一定的意义上表明，一支较大的冰心研究队伍已经形成，冰心研究将进入更多学者的视野。
本次研讨会的收获与成果，可说是硕果累累，“大面积”、“多品种”的丰收。
《关于女人》是冰心的重要作品，且又创作于重庆，自然成为这次研讨会的一个焦点。陈漱渝是鲁迅研究专家，但他认为他的“文学启蒙”之作，则是《关于女人》，他现在对冰心研究的兴趣，实则是早年情怀使然。刘文菊、刘魏、文景、萧成、刘岸汀、王金枝、李文平等都以专文论及《关于女人》，解读其价值、女性观、叙述方式等，以及纠正世人对它的误读。张武军则从西南生存体验与抗战文化视野阐述其意义，这是以前的研究所不曾涉及的。
与《关于女人》相关的是女性解放、女性意识、性别意识、贤妻良母主义等冰心女性观话题。在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曾就冰心的性别意识有过激烈的争论，这一次的研讨会上，王军、孙静《西方女性主义视阈下的冰心作品研究》、毕新伟《现代中国的女性文化守成者》、于闽梅《冰心小说中的母亲形象的生成与变化》、降红燕《从〈西风〉看冰心小说的性别意义》、赵思奇《冰心女性思想研究》、刘传霞《论冰心创作中的贤妻良母主义》、李东芳《结构主义视域下的冰心女性观》、周艳丽《论冰心笔下的她世界之：家庭主妇》、高静《女性视角下的冰心解读》、郝明工《冰心创作与女性文学》。这次研讨会多从正面阐述，而无正反交锋，但是周蕾作为一个不在场者，成了交锋的对象。她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蔡青松译），用了专门的章节，将冰心小说《第一次宴会》，纳入其批评框架，以西方的精神分析理论、采用后现代主义解构批评策略，完全屏蔽作者的个人经历与写作背景，将冰心母爱书写，冠之以“滥情”与“矫饰”。孙桂荣在《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与对冰心母爱书写的另一种误读》中认为，周蕾有关“欲望”、“受虐”、“占有”等的西方化、理论化解读，不适合具有温婉东方气质的冰心文本。
有意思的是，这次研讨会王学振《由赵景深论冰心说起》，成为冰心研究史料的重大发现，了解到赵景深192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新文艺与变态*》，便用了精神分析法分析冰心作品。赵景深说的：“我们不妨把冰心女士之爱海当作*的象征”，今天听来仍有石破天惊之感。他还从冰心描写海与父亲的小诗中，分析出“恋父情结”、从小说《寂寞》中的梦境，引申出性意识等。赵景深对冰心素有研究，且为朋友，不知冰心是否读过此文？
涉及周蕾的另一部作品是《原初的激情：视觉/*/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二十余年坚持冰心研究的日本学者萩野修二先生借用了她的“原初”、“看”与“被看”的概念，梳理了冰心的早期作品，所得出的结论与我们现有的论述有所不同：“我要再说一次：冰心的作品是从原初的感情出发的。虽然我们受到自然威胁和时代潮流的冲击，束手无策地呆在那里只能‘看’，但我们却应该用眼睛和耳朵，‘看’好的地方。冰心的文学巧妙地向我们诉说了这一点。”
研讨会上，冰心小说、散文与小诗的文本与风格，依然受到关注，刘家鸣、黄长华、刘媛媛 崔昕平、朱育颖、陆正兰、胡明贵、*芳、吕进、陈爱强、蒋登科、李胜勇、王本朝等都在文本分析上下了工夫。有几篇以前并未引起学者注意的作品，也进入了研究的视野。程小强《冰心抗战时期叙事及意义——从〈空屋〉说开》、晏红《生命的沉潜：抗战文学的另一种形态——品味冰心四十年代的〈再寄小读者〉》，还有《西风》、《相片》等。李玲《东方主体如何对待东方主义》对《相片》的叙事伦理，作出了现代性的解读。
冰心翻译作品也是历届研究会所关注的对象。本次研讨会上，林佩璇《解析〈古老的北京〉冰心中译文的翻译现象》、熊辉《个人审美与时代诉求的强力结合：论冰心的文学翻译》、李勇《聊寄心声于异邦——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冰心的翻译》，就冰心的翻译作品进行了研究，尤其是李勇将冰心的“时文”与“译作”做了界定比较，认为她的五六十年代的时文是“工作报告”，翻译则属“文学体验”：“她参加了多项外事活动，参加了到全国各地的视察活动，为此而写的文章不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是一名国家干部的工作报告。在这些报告里，冰心仍是认真的，投入的。但这是一位国家干部的认真与投入。翻译成为她平衡内心世界的一种方式。这是保持一个作家应有的那种文学化的生存体验的独特方式。冰心在作为国家干部和社会活动家完成工作任务之后，在私人空间还保留着对文学的纯粹的热爱。她的文学感受在翻译活动中得以延续、得到滋养而不至于被社会活动摧毁。”
比较研究中还有冰心与郑振铎、与马华文学、与萧红、与美国作家赛珍珠、与中国台湾女作家苏雪林等。
冰心的文学思想、教育思想与在现代文学学科史的地位等，也成了这次研讨会的话题之一。戴冠青将冰心的文学思想概括为“生态美学思想”，并阐述其审美意义；日本学者牧野格子认为冰心文学思想主要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实行“主义”；针对前一阵墓碑涂鸦事件，邱伟坛从作品到做人，谈了冰心的教育理念；日本学者宫本惠从近代日本的中文教育，显示了冰心作品在日本中文教育中的地位，《寄小读者》、《往事》、《笑》、《离家的一年》、《寂寞》、《一个慈蔼的兵丁》、《南归》等被13套15册中文教材选用，比中国的语文教材所选还宽泛。
近些年来，发现与发掘冰心佚文，成为冰心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冰心创作时间跨度长、发表作品空间广，佚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三版《冰心全集》（2012年）之后，又发现了多篇的冰心佚文与信函，好几位学者带着成果来到研究会上公布。陈学勇《新发现的冰心佚作》，包括了《别一九四一年·迎一九四二年》（诗）、《怎样指导特殊儿童》、《从歌乐山到箱根》（收入“全集”时为《从重庆到箱根》，从日语翻译过来），后来不仅是题目的改动，而且增加二三百字描写歌乐山的文字。凌孟华《1947年冰心在国内几次关于日本观感的演讲之钩沉与辩正》，补正了解志熙在上一次研讨会上发现的佚文，钩沉了一篇曾经在范伯群、曾华鹏《冰心评传》中引用过的演讲，新发现了《日本观感》佚文，完整地再现了1947年冰心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从日本回国开会，在南京、北平的重要的文学活动与演讲，成为冰心研究以至中日关系研究的重要资料。刘福会、王新玲《冰心与保定一中的情缘》，则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心馆收藏的极为罕见的《仁声月刊》中，发现了冰心1929年6月8日的以信代文的佚文。同年6月15日，冰心吴文藻在燕大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婚礼，但该文中却有这样的语言：“可是这些日子的心田，干燥得像北方的地土，被炎日炙烈了，连萎黄的苗儿都长不出来！”文中包含了许多的内容了。旅日学者虞萍曾发现并翻译多篇冰心旅日时的佚文，这一次又发现了1955年冰心在日本广岛出席禁止**大会的演讲《寄语日本的青年们——世世代代的历史与今后的道路》及接受记者访问录。
对于“冰心体”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孜孜以求的课题，但到目前为止，对“冰心体”的研究、对冰心“五四”时期“白话古文化，中文西文化”的研究，一直是一个未解开的“死结”。阿英等众多学者、包括1949年后的杨义等，提出和涉及这个命题，但都未能做具体与深入的分析与研究，这次研讨会，有三篇文章试图“解结”，但也都未能解开。杨昌江《“非儿童本位的”优秀儿童文学——谈冰心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质》，就“白话古文化”做了一些具体的分析；朱水涌、洪世林《白话文学运动视野下的“冰心体”》，前提展开充分，进入正题则有些惜墨如金。研讨会的主持者王炳根，在《〈寄小读者〉的出版与意义》也试图论述这个问题，指出冰心的创作，往往以中文作为思维方式、以西文（英文）的行文方式与《圣经》的叙述方式相结合作为她的表达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她与赛珍珠以中文的方式思考，以英语的语言书写，创造西语中中国形象有相似之处，冰心是以中文思考，以西语的方式书写，这种方式不是欧化的长句，而是《圣经》的简约与浓缩相结合的叙述方式。重要的是书写者必须有双语背景与熟读《圣经》。由于这个原因，王炳根认为，他自己无力解开这个“结”，希望有条件的学者来做这个研究，冰心文学馆可以给予项目经费资助。
有几篇重要的论文，论述了冰心“五四”时期文学形象的建立问题，林丹娅《冰心调和理念与“万人喝彩”辨》、张欣杰《母爱、自然与和平——浅析冰心的母爱、自然主题与社会理想的关系》、孙芳《五四时期冰心文学形象的建构》、张莉《论冰心文学形象的建构（1919～1949）》、刘再复《天天向冰心靠近》，从理性与诗性的角度，阐述了冰心文学形象建立与意义，成为这次研讨会重要收获。
一些学者在研究冰心作品中，有了新发现，也带到了研讨会上，张叹凤《论冰心新文学的古典气质与“乡愁”书写》，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冰心是书写“乡愁”第一人，而且这种“乡愁”文学具有海洋气息与世界意义。王学东从冰心“海化青年”，看到冰心的海洋意识，中国传统诗歌中重“边塞”而无“海洋”，冰心的诗透露出了这种新的信息。《疯人笔记》从发表之初，就被普遍视为看不懂的作品，似乎满篇都是呓语，小说登出来后，读者迷惑，几乎是众口一词——读不懂。钱虹则从《疯人笔记》中读出了“五四”爱情，“笔者觉得不少人其实并没有读懂这篇‘疯癫’小说。其实，尽管《疯人笔记》的‘我’自称是一个补鞋的疯老人，‘身体原是五十万年前的’，可是，上文中‘我喜欢他吗？’这扪心自问，分明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富有浪漫色彩的对于理想爱情的憧憬：英俊潇洒的王子，会写充满力量的字，一副脉脉含情的样子，驾着十轮雪车、十匹白马向前奔驰……，只有在朦胧地期待异性之爱情的怀春少女眼里，才会出现如此美丽、神奇的爱情童话；也只有在思索‘我喜欢他吗？’的年轻女性心中，才会出现这理不清、道不明的痴迷恍惚的心理特征。”并且因而断言，“冰心当年的《疯人笔记》，已至少给中国现代文学史注入了这样一个新的爱情信息：‘五四’新女性的择偶标准，决非风流倜傥的公子、高官厚禄的幕僚，也非寒窗苦读的书生、踌躇满志的文人，甚至也不一定是‘没有人不敬慕喜欢他’的王子，一切要以‘我是否喜欢他’的主观意志为首要条件。”
对于冰心在学生时代、包括在“五四”运动之前，她所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引起了青年学者的兴趣。他们指向的刊物不是《新青年》，而是《妇女杂志》，鲁普文、郭瑾、马春花以专文论述。《妇女杂志》191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主编与当时的《小说月报》主编同一人，都是王蕴章先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杂志创刊的第二年，聘请了当时女界名流朱胡彬夏担任编辑主任。胡彬夏曾是第一批留日女留学生，为下田歌子“贤妻良母主义”的信徒，1907年又被官费派往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留学。“女子可做之事，改良家庭……改良家庭即整顿社会”。研究者认为，这种主张极大地影响了冰心，包括她的作品与人生。所以有论者认为，《妇女杂志》是冰心在学生时代就有较成熟女性观的思想资源之一。
在冰心长达一个世纪的生命旅途中，能复原的生活细节自然是越多越好，因而，每发现一个生活旅途中细节，都会引起学者的惊呼。比如，冰心留美的成绩单、旅日座谈、游欧的下午茶等。这次研讨会，美国步起跃《威校校报上的冰心和鲍贵思》，报告了冰心留学时在校报上留下的印记；冰心的外孙陈钢，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寻找到了1923年冰心、吴文藻、梁实秋、孙立人、顾一樵等人的船票、海关登记、入校信函等历史文件，《从一份邮轮旅客名单开始的故事》图文并茂地报告了这方面的历史细节。台湾学者秦贤治《冰心及其燕大文学研究会会员》，研究出冰心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外的第一名会员。在其他的一些论文，也都展示了冰心的许多生活细节与情趣。
冰心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一段时间讳莫如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于保护也可以理解，但是，直到现在，有的研究者还是尽量地回避这个话题，甚至有意提升冰心的进步色彩。新版的《冰心全集》仍然未收入冰心描写宋美龄的文章。抗战时期，冰心在重庆，是与国民政府关系最密切的一段，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被宋美龄聘为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同时也是“蒋夫人征文奖”的主持者，以她的方式积极参与国民政府的抗战建国工作。熊飞宇《试论冰心与新运妇指会的关系》全面详细地梳理了冰心与宋美龄、与妇女新运的关系。凌孟华关于1947年冰心归国时的几次演讲，既是佚文的发现，也是展开了冰心与国民政府关系的话题，那时，冰心的演讲与活动，中央通讯社是跟踪报道的。学者认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和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在当时已普遍得到国内各党派和国际社会的明确认可。冰心有限度地参与社会事务，发挥其专长与影响，服务于抗战建国，原本无可厚非，后人也就毋需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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