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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是这样的，先生。她的病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先生，你不是医生，你不能理解我们当医生的兄弟们的心情，特别是当他最先猜测到病魔将压倒病人的时候。自信心哪里去了？你忽然胆子小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你甚至觉得你把所知道的一切也都忘了，你觉得你的病人不信任你了，觉得其他一些人已经开始觉察你惊慌失措了，很不愿意向你介绍病人的状况，皱着眉头看着你，交头接耳地议论……唉，真糟糕呀！你心想，总有治疗这种病的药，只要能找到。是这种药吗？你试一试——不，不是这种！你还没有等药发生效力，就乱抓一气……抓了这个，又抓那个。往往取出药方医书……心想：药就在这里，就在这里！真的，有时便乱开药方，心想，碰碰运气吧……但人快要死了，也许别的大夫可以救他。于是你就说：‘需要会诊，我负不起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起来真是个白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又心安理得了，若无其事了。你心想，人死了，并不是你的过错，你是按规矩做的。最叫人难受的就是眼见人家盲目信任你，而自己觉得束手无策。亚历山大·安德烈夫娜一家对我就寄予这样的信任，以至她们忘记姑娘还在危险之中。虽然我还是对她们说不要紧，可我自己已经是六神无主。最不幸的就是道路更加泥泞难走，车夫进城买药，通常要几天才能回来。我整天留在病人房里，不能离开，有时候给她讲各种笑话和趣闻，有时同她玩纸牌。一连几夜坐在那里。老太太含着眼泪感谢我；我心想，我并不值得她感谢。我坦白地向你承认，现在也不必隐瞒了——我已经爱上我的病人了。亚历山大·安德烈夫娜也离不开我了，除我以外，竟不让别人进她的房间。她时常同我谈话，问这问那：我在哪里念过书，生活怎么样，有哪些亲人，常到谁家去。我觉得病人不应该谈话，但要禁止她，坚决禁止她，也实在是不能。我有时捧着头问自己：‘你做的什么事？你这强盗！’可是她忽然拉着我的手，看着我，久久地看着，然后回过身去，叹了一口气，说：‘你是多好的人啊！’她的手滚烫，眼睛睁得大大的，带着痛苦的表情，‘是的，你好，你是好人，你不像我们那些邻居……你不像他们，你不像他们，我怎么以前不认识你呢？’我说：‘亚历山大·安德烈夫娜，你安心养病吧……你相信我，我觉得，我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承你这般看重我……你要安心养病，为了上帝，你安心地养病吧，一切都会好的。’”这时，大夫把身体向前倾，眉毛往上扬，补充说，“她们之所以和那些邻居来往少，是因为她们不习惯接近小人物，而自豪感又禁止她们去跟富人交往。我对您说，这一家人非常有教养，所以我很佩服。她服药非得经我手……可怜的人，在我的帮助下，她在床上欠起身，服了药，望了我一眼……我的心都跳出来了。但是她的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她会死，我心里知道，她肯定会死。您相信我，我宁愿替她进棺材！她的母亲、姐妹都观察着我，盯着我看……她们对我的信任正在减少。她们问：‘她的病到底怎样？要紧不？’我说：‘不要紧，不要紧！’但什么不要紧！我自己也糊涂了。先生，就这样，一天晚上我又一个人坐在病人身边。丫头也坐在那里，呼噜呼噜地打着鼾。这也不能责怪可怜的丫头，因为她也忙坏了。整个一夜亚历山大·安德烈夫娜自我感觉很不好，高烧折磨着她，她一直折腾到半夜，最后仿佛睡着了，至少她躺在那里不动。灯在屋角圣像前点着。我坐在那里，也低着头，打瞌睡。忽然仿佛有人推了推我身体的一侧，我转过身来……我的上帝！亚历山大·安德烈夫娜睁大眼睛看着我……她的嘴唇也张开了，双颊也烧红了。我问她：‘你怎么了？’她说：‘医生，我会死吗？’我说：‘怎么会呢？上帝保佑你！’她说：‘不，大夫，不！如果你知道，请你不要对我说我能活……请你不要这样说……如果你知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听我的！你不要对我隐瞒我的病情。’她这时呼吸异常急促，但继续说，‘如果我知道我大概会死，我就要把所有的话全对你说，所有的话！’我说：‘怎么会呢？亚历山大·安德烈夫娜！’她说：‘你听我的！我一点儿也没有睡着，我早就看着你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相信你，你是好人，你是正直的人，我以世界上一切神圣的东西担保，我恳求你说真话。如果你知道，这对我是多么重要……医生，向上帝保证，我的病很危险吗？’我说：‘叫我对你说什么话呢？亚历山大·安德烈夫娜！怎么会呢！’她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哀求你！’我说：‘亚历山大·安德烈夫娜，我不能再瞒你了。你的病情确实是危险，但是上帝会保佑你……’她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她仿佛高兴了，脸上也变得愉快了；我反而害怕了。她忽然坐起来，撑着胳膊肘，说：‘不要怕，不要怕，死一点儿也不能使我恐怖。现在……也罢，现在我可以对你说，我全心地感谢你，你心地良善，你是个好人，我爱你……’我看着她，受宠若惊，心里很害怕……‘你听见了没有？我爱你！’‘亚历山大·安德烈夫娜，我做了什么，值得你这样！’‘不，不，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您不明白我……’忽然，她伸过双手，抱着我的头，吻了我……先生，您相信吗？那时候我几乎喊出声来……我双膝跪下，把头藏在枕头里。她没有说话，手指在我的头发上颤抖，我听见她在哭。我开始安慰她，劝说她，但真不知道我对她说了些什么。我说：‘你会把丫头惊醒的。亚历山大·安德烈夫娜……感谢你……你相信我，你安心吧……’她坚持说：‘得啦，得啦！随便她们怎么样，醒也好，走过来也好——那全是一样：我都要死了……而您又害怕些什么呢？您抬起头来……或者您，也许不爱我？也许我受骗了……要是这样，请你原谅吧！’我说：‘亚历山大·安德烈夫娜，你说的什么？……我爱你呢，亚历山大·安德烈夫娜。’她正面望了一下我的眼睛，张开双手，说：‘那么您拥抱我呀！’……先生，我坦白对你说，我不知道，这天晚上我怎么没有疯！我觉得我的病人在毁灭自己，我看出她并不完全清醒，我也明白，她如果不认为自己已经处在死亡边缘，也决不会想到我。她现在知道，自己二十五岁就要死去，却没有爱过任何人，不由得感到害怕，这使她痛苦，所以她才由于绝望随便抓住了我。先生，现在你明白了吧？但是她当时抱着我不放手。我说：‘你宽恕我吧，亚历山大·安德烈夫娜，你也宽恕、珍惜你自己吧。’她说：‘为什么？有什么可珍惜的？我都快要死了。’……这话她反复地说：‘如果我知道我还能活在人世，还能做正派的姑娘，我还会害羞，真正害羞……可现在呢？’我说：‘谁对你说你会死呢？’她说：‘得啦，您不要骗我，您不善于说谎。’我说：‘你不会死的，亚历山大·安德烈夫娜，我能够治好你的病。我们请求你母亲的祝福……我们将结合在一起，我们将会幸福的。’她说：‘不，不，我得到了你的诺言，我一定快要死了……你已经向我许诺了。’我痛苦，许多原因使我痛苦。你想想，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儿：看起来不算什么，可是想起来就心疼。她忽然想起问我的名——不是姓而是名。偏偏不幸，我取了‘特里风’这样一个很俗气的名字。是的，是的，先生我叫特里风，也就是特里风·伊凡诺维奇。这一家人都叫我医生。我不得已，只好说：‘小姐，我名叫特里风。’她皱了皱眉，摇了摇头，轻轻地说了几句法国话。嘿！也许是什么不好的话，后来她笑了，笑得也不好看。就这样，我几乎通宵伴着她，清晨出来时，像是掉了魂似的。我下午吃了茶点再走进她的房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她叫人认不出来了，面色苍白，消瘦不堪，比死人还难看。老实说，我现在不知道，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能挺过了这次磨难。我的病人又折腾了三天三夜。多难熬的三夜呀！她对我说了些什么呀！最后一个晚上，您可以想象，我坐在她身边，只求上帝一件事：快一点儿收下她吧，也把我收了……忽然老母亲跑进来……头天晚上我已经对老太太说过，希望渺茫，情况很不好，不妨去请牧师来。病人一看见她母亲，便说：‘妈，你来得正好……妈，你看，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许下了诺言。’老太太说：‘医生，她说什么？她怎么了？’我一下子愣住了，我说：‘老人家，她在说胡话。她发高烧……’姑娘却说：‘得啦！得啦！您刚才可不是这样对我说的，并且还接受了我的戒指……装什么假呢？我母亲是好人，她会原谅的，她会理解的，而我快要死了，我还有什么必要说谎。请把手给我。’我跳起身来，跑出去了。老太太自然也猜出是怎么回事了……
“我也不想再往下讲了，您听了会难受吧。说实话，回忆这些，我自己就很难受。我的病人第二天就故去了。唉！愿她安息！”大夫很快地加了这一句，“临死的时候，她请自己的人出去，只留下我一个同她在一起，对我说：‘请你原谅。可能我对不住你……我有病……但是你相信我，除了你，我没有这样爱过任何人……请你不要忘记我……珍藏着我的戒指……’”
医生转过身去，我拉住了他的手。
他说：“让我们讲些别的吧，或者，您愿意玩小输赢的纸牌吗？像我这种人不必执着于这种高尚的情感。像我这种人，只要考虑一件事：怎么让孩子们不哭、妻子不骂。后来我正式地结了婚，娶了一个商人的女儿，也就是得了七千卢布的嫁妆。我妻子名叫阿库林娜，和特里风正相配。我应该告诉您，这个女人脾气很不好，幸亏她整天睡觉……我们玩纸牌怎么样？”
我们坐下来玩纸牌，输赢按戈比算。特里风·伊凡诺维奇赢了我两个半卢布，很晚才走，感到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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