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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自古分分合合。三家分晋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和领导能力是带好队伍，不光自己要谦虚谨慎地处理国务政务，而且要让人愿意跟你走，愿意为你做事。同时，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才，应该比别人更加谦卑。有担当、有事业、有未来的人，尤其将来可以成为领袖的人物，应该比别人更自律。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不是完全靠主观努力就能够解决的，如果不能因势利导，随机应变，很可能就要碰壁。所以既要目标坚定，又要步履稳妥，这是成事者应有的风度。
三家分晋是《资治通鉴》给我们讲的第一个故事。《资治通鉴》的记载，是从周天子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03年开始的。
《资治通鉴》卷一，第一句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魏斯、赵籍、韩虔原本是晋国的卿大夫，现在周天子下令，他们三人升格成为诸侯了，魏、赵、韩正式建国。司马光在这句后面配了一个一千多字的评论，说周天子自己坏了规矩，怎么能任命大夫作为诸侯呢？其实，从大夫升级为诸侯，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以前早就有了。周平王东迁那会儿，秦的先祖西陲大夫，不就是因为帮助周平王东迁有功，由大夫提拔为诸侯的吗？有此先例，为什么魏、赵、韩就不能升为诸侯呢？大夫变成诸侯，是西周分封时常见的事。姜太公被分封为诸侯，建齐国；周公的长子伯禽，也被封为诸侯，建鲁国。
问题是，现在这件事，坏就坏在周天子是被迫作出的分封决定。三家实际上已经把晋国给瓜分了，周天子屈服于压力，不得不对既成事实作出认定。礼仪名分没有了，就坏了规矩。这个规矩就是周朝的秩序。规矩坏了，周朝的权威没有了，周朝作为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所以司马光把它作为故事的起点。
为了交代“三家分晋”事情的原委，司马光把镜头拉回到了五十年前，即公元前453年，从赵、魏、韩三家联合起来消灭智氏家族的事情说起。
春秋时期晋文公称霸后，晋国出现了赵、魏、韩、智、范、中行等世袭卿族，称为晋国六卿。六卿共主国政，专擅晋权。春秋末期，范氏、中行氏被诛灭，掌握晋国大权的就只剩智、赵、魏、韩四卿。其中智家最为显赫，在当时掌控着晋国的大权。赵、魏、韩三家是怎么联合起来把智氏家族消灭的呢？司马光从智氏家族选拔接班人讲起。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就是智氏家族要选嗣卿，寻找将来继任“卿”职位的人选。智氏家族的老大智宣子，想选一个接班人来培养，他就选嫡长子智瑶为嗣卿，继承他的卿位。卿也是世袭的，跟国君一样。他们家族一个叫智果的，出来反对，说：“你家大儿子智瑶虽然身有‘五贤’，但是他有个大弱点。”
所谓“五贤”指智瑶的五个优点，第一个，长得帅，“美鬓长大”；第二个，武艺高强，骑射兼通；第三个，多才多艺，才艺超群；第四个，善辩能文；第五个，“强毅果敢”。那么他最大弱点是什么呢？就是不仁。智瑶没有仁德之心，为人刻薄寡恩，损人利己，不懂得笼络人心。人若不仁，当领导就没有人拥戴；大家不追随拥戴，这个领导怎么当呢？所以智果的这一反对意见，是有道理的。可是，智宣子没有采纳。
另外一家赵家，也在选嗣卿。
赵简子，本名赵鞅，他是“赵氏孤儿”中的“孤儿”赵武之孙，也是寓言故事《东郭先生与狼》中，那个将中山狼追得钻进东郭先生口袋里的英雄赵简子。在真实历史中，他是位智勇双全的政治家、军事家。
赵简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伯鲁，二儿子无恤，究竟该立谁为继呢？他把两支写着训诫之辞——就是修身自持之类警句格言——的竹简，给每个儿子一支，让他们好好记住，好好保管。过了三年，赵简子突然问两个儿子，你们还记得竹简上写着什么吗？大儿子伯鲁忘得精光，竹简也找不到了；二儿子无恤，却背得滚瓜烂熟，竹简也好好地保藏着，随身携带。赵简子觉得老二无恤“贤”，就立他为嗣。赵无恤，谦谨谦卑，处事细心，受到父亲的青睐，所以被立为接班人。他就是赵襄子。
后来两家老人都去世了。智瑶，就是所谓智伯，又称智襄子，继位了；赵无恤，赵襄子也继位了。智伯主持晋国的国政，处事强霸，跟这几家相处，往往对别人很不客气。有一次在蓝台的酒宴上，智伯轻侮韩康子和他的大臣段规，别人怀恨在心，他却不以为意。后来智伯假借国君之命去打越国，并以筹措军费的名义，逼迫其他三家各交出一座城邑。
智伯首先向韩氏开刀，韩康子当然不同意。他的辅臣段规却建议，不妨满足智伯的要求，把祸水外引。段规说智伯如果得寸进尺，一定还把矛头再指向别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静观其变。韩康子觉得有道理，就答应送给智伯一万户人家的封邑。
智伯果然狮子大开口，又向魏桓子索地。魏桓子觉得毫无道理，本想予以拒绝，辅臣任章却建议说，不妨采取“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骄兵之策。“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这段话是已经散佚的《周书》里面的，现在通行的《老子》里面也有类似的表达。任章引用此话的意思是说，要打败对方就要先麻痹对手，同时暗中结交利益攸关的盟友，来共同对付智伯。如果魏家挑头，单独成为智氏的打击目标，没有什么好处。毕竟魏家跟智家比，势不均、力不敌。魏桓子明白了任章的道理——祸水外引，不要单挑！我们这些被欺负的人，利害一致，就能团结起来；智伯屡屡得手，觉得我们都怕他，就会狂妄自大。我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共同对付狂妄骄傲的智伯，“智氏之命必不长矣”。于是，魏桓子痛快地给了智家一座有一万户的封邑。
最后，志得意满的智伯，再次把手伸向赵氏，而且指定要蔡、皋狼之地，遭到了赵襄子坚决拒绝：我先祖的遗产，先祖的封地，怎么能随便割让给他人？一怒之下，智伯不假思索，马上纠集韩、魏的军队，联合起来攻打赵氏。
面对气势汹汹的智氏联军，赵襄子有三个战略要地可选：邯郸、长子或晋阳。长子是今天的山西长治，邯郸是今天的河北邯郸，晋阳即山西太原。长子的优势是城高池深，邯郸的优势是粮草丰足，而赵襄子都不去，他选择去晋阳。他认为，城高池深，是因为老百姓的徭役繁重；粮草丰足，说明老百姓的赋税沉重！这些有什么可依恃的？让老百姓去筑城挖池，大肆征收老百姓的赋税粮草，现在又让那些人把命拿出来，跟你一块守城守池，老百姓肯定不干。他说：“咱们去晋阳吧，先父在世之日告诉我，尹铎当初治理晋阳，轻徭薄赋深得民心，这才是最可依赖的。”所以他选择去了晋阳。
司马光在给我们讲道理：设备——城池固然重要，物资——粮仓也很重要，但是人心才是最重要的。
果然，当赵襄子逃回晋阳的时候，智伯率领三家联军紧追，把晋阳围得水泄不通，掘城灌水围了两年，晋阳军民同仇敌忾毫不动摇。“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水高到差一点就要漫过城墙了，灶间都是青蛙钻来游去的，但是老百姓都不动摇，坚定支持抗敌。
一智伯覆亡
在这个时候，智伯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刚愎自用，霸气逼人；第二，轻视对手，一意孤行。《资治通鉴》通过两件事，来表达智伯的狂妄，一个是他做的，一个是他说的。
智伯乘车去巡视攻城情况，他坐在车上，另外两位也在车上，不过位置不一样。春秋战国时期，车可以同时乘坐三人：尊者坐在左边；保安陪同叫骖乘，坐在右边——这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坐汽车后排右边是尊者；中间是御（驾车的意思，就是车夫）。智伯坐在最尊贵的左边，魏桓子驾车坐在中间，是他的车夫，韩康子骖乘，拿着武器护卫他。都是卿大夫，但这么不平等。智伯说了一句话，不无轻佻：我今日才知道，大水可以亡人国的。霸气十足呀。可是这个霸气的外露，引起了两个盟友的担心。担心什么呢？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安邑是魏国国都，平阳是韩国国都。
两位盟友的心思很快被智伯身边谋士絺疵注意到了，因为韩、魏的忧虑，可能在脸色上、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了，这个絺疵就观察到了。他提醒自己的主公：“韩、魏必反。”智伯问：“子何以知之？”你怎么知道的？絺疵回答：“从人情事理就可推知。晋阳城亡在即，这两位不但没有高兴的样子，反而忧心忡忡，不就是担心唇亡齿寒嘛。如果赵完了，韩、魏担心它是下一个。”智伯就问韩康子和魏桓子：“有人说你们要谋反了。”两人矢口否认：“哪有的事，这一定是奸人为赵氏充当说客，想让您怀疑我们，从而放松对赵氏的进攻，我们都期盼着早日分享赵氏的田土，怎么会这么做呢？我们完全不可能冒犯您呐！”智伯居然相信了这两个人的辩解，毫不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相信魏、韩有胆量反叛他。所以魏、韩当初的骄兵之策，已经起到作用了。事后，絺疵质问智伯：“主公你怎么把我的话告诉韩康子、魏桓子呢？”智伯问：“子何以知之？”你怎么知道的？絺疵说：“刚才我进来的时候，看见这两位狠盯了我一眼，就赶紧离去了，我猜一定是他们知道我说的话，知道我读懂了他们的心思。”智伯完全不理会絺疵的分析。絺疵害怕了，找了个机会出使齐国，溜了。
被围困在晋阳的赵襄子，决定反击了，他秘密地派人出城，游说韩、魏两家，说唇亡齿寒，我完了，下面就轮到你们了。这两人心中忧虑的正是这个，当下双方一拍即合，约定第二天采取联合行动，反攻智伯。就在约定的时候，赵襄子突然对岸上的军队发动袭击，掘开水坝倒灌入智伯军队营地，智伯军队一下子就乱了。韩、魏两家趁机从侧翼进攻，赵襄子从正面攻击，大败智氏军队。智伯被杀，智氏家族被灭，三家尽分晋地。
五十年之后，就出现了《资治通鉴》开篇所讲到的，周天子正式封魏、赵、韩为诸侯的事。
司马光在这里有很长的一段评论——“臣光曰”。他说了一番道理，对于领导人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有才有德是圣人，无才无德是愚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他说如果得不到圣人，得不到君子，与其得一个小人，还不如得一个愚人呢。为什么呢？因为小人本事太大了，他一使起坏，那可让人受不了；愚人没什么本事，想干坏事也干不成。他意思是说，智伯是才胜于德，是小人，所以他当领导以后，就出事了。
这段评论里有司马光对他那个时代，也就是王安石变法事件的影射，他甚至有激愤之词。人性到底是恶还是善，孟子和荀子都争论不清楚。就今天的角度来看，与领导者的个人道德相比，制度对权力的约束更根本。但是在制度对权力的约束下，选择什么人当接班人，人品高下还是重要的。
司马光对领导者修炼有很系统的看法。
他曾经跟宋神宗谈到，人君即领导者，领导素质有三个标准：仁、明、武。什么是仁？仁就是懂政治，善于把政治理想濡化为社会的共识，同时还得发展生产、重视民生、育万物、养百姓，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真心拥戴。智伯行事，考虑的只有自己的私利，刚愎自用，不仁之名当之无愧。
但是我们要进一步问，是不是魏、赵、韩三家就不贪婪，就比智氏更有德呢？恐怕也不尽然。可是我们有一点是看得出来的，赵襄子懂得城池固然重要，物资重要，但是人心的拥戴才是最重要的。这说明，赵襄子比智伯更懂政治。
智伯的问题，其实在他被选为接班人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智伯那五个优点，都是匹夫之能，都不是领导应有的能耐，以“官人”为能，安排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这是领导者的能耐。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智伯的能耐是做事的本事，不是当领导的本事。领导不比具体做事的本事，领导比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让别人为你去干事，今天把这个本事叫作领导力。智伯恰恰缺乏领导力。领导力最重要的体现是人们愿意跟你干，愿意跟你走。可是智伯不行，智伯狂妄霸道，而且误判形势，轻视对手，决策上不明是非，不能听絺疵的正确谏言，这都是领导者的大忌。与智伯相反，赵襄子在被父亲选为接班人的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机敏和细致。
当然智伯犯的错误，不光包括战略层面，还有战术层面的。说话不谨慎，行为太张狂，招来另外两家，曾经是自己盟友的韩、魏的疑忌。这个临时统一战线解体以后，本来是三对一的优势，变成了一对三的劣势，智伯焉得不败？其实，智伯也曾立有赫赫战功，为智氏家族威望的确立，也曾立下过汗马功劳，他最终的覆亡结局，与狂妄自大很有关系。
总之，智伯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领导者应有的素质和领导能力是带好队伍，不光自己要谦虚谨慎地处理国务政务，而且要让手下的人愿意跟你走，愿意为你做事。《资治通鉴》之所以从智伯开始，固然跟三家分晋的时代有关系，同时，也要看到，因为《资治通鉴》是给皇帝看的书，尤其需要提醒皇帝：怎么带队伍，怎么管理他的这个团队。智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反面例证。对于皇帝来说，他一定要看到这么一个前车之鉴，让他觉得我必须提醒自己，不能再重蹈智伯的覆辙。
二魏国崛起
战国初期，最先崛起的是魏国。战国时期的魏国曾经是历史上很重要的国家。所以我们发现在秦朝以后，很多政权国号称“魏”：曹魏、北魏、东魏、西魏等，还有冉魏——冉闵建立的那个魏。
魏国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天时来说，当时的周边国家，秦国还在沉睡，齐、楚两国的国君，都还不是很有作为的，有的还处于内乱，魏国则四周无强敌；从地利优势来说，魏国的国都，在今天的山西夏县，属于运城地区，魏国横跨黄河河东河西，大体是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河北和陕西的部分地方，都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和，魏文侯、魏武侯父子两代国君，在开国之后数十年，积极有为，励精图治，讲信修睦，使魏国成为强势大国。
那我们先讲讲魏国人和的条件。
首先是外部的人和，在外交政策上，魏文侯致力于三晋结盟，共同化解周边其他国家对他们的压力。韩国借师要打赵国，赵国也来借师打韩国，魏文侯采取和事佬态度，对韩国说赵国是我的兄弟之国，我怎么能跟你一起打赵国呢；又对赵国说韩国是我的兄弟之国，我怎么能跟你一起打韩国呢？这两个国家都很生气，你不帮助我。后来他们明白了，原来魏文侯目的是想让两家结盟修好，所以都尊魏文侯为盟主。魏文侯初年，三家结盟，“诸侯莫能与之争”，《资治通鉴》卷一这样记载。
其次是内部改革达成的人和。化解内部矛盾，注意在意识形态上儒法并用、不拘一格地招揽人才，同时调解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战国是个改革的时代，而改革的发轫就在三晋。魏文侯首用李克（又名李悝），他的变法宗旨就是：尽地力之教，鼓励农耕。他颁布了《法经》，主要是维护财产秩序和社会秩序。《法经》曾经是商鞅在秦国改革的一个起点。李克很务实，儒法兼修，可能跟子夏学习过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子夏是孔子的学生，叫卜商，子夏是他的字，也有人称他卜子夏，据说他参与编纂了《论语》。
《资治通鉴》和《史记》中都曾津津乐道李克的一件轶事。有一天魏文侯向李克请教国相的人选，说：“先生总跟我讲‘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我现在选相，魏成和翟璜这两个人选，你看哪一个更合适呢？”李克说：“我的地位比他们低，而且身处宫门之外，怎么能谈论朝堂之上相国的人选呢？”魏文侯说：“先生临事勿让。”你就不要推辞了。于是李克授人以渔，教了魏文侯一个选人的方法，并没具体说某个人选。他说：“我们选人，通常看五个方面：平常看这个人跟什么人来往，富贵的时候看他跟什么人结交，显赫的时候看他保荐什么人，困顿、官运不济的时候看他哪些事情不做，贫穷时看他哪些不谋取。通过观察他的行为，看他的为人。按照这个去选人，您就知道该选谁了。”魏文侯明白了，说：“先生你回家吧，我知道该选谁了。”
其实这五条标准，在春秋战国时代，有各种不同版本，后来的《贞观政要》里面，唐太宗和魏徵也谈到这事。所以中国历史上，很多人讲过这话，李克不是第一个讲，也不是最后一个讲。
李克一出门就碰到翟璜了，他可是翟璜推荐给魏文侯的，所以翟璜笑眯眯地问：“听说今天国君为拜相一事，征求您的意见，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啊？”李克当初幸好没有指出张三李四，否则人家马上就知道了，没有瞒得住的事。翟璜心想：你是我推荐的，你肯定为我说话了。李克说：“我猜国君会选魏成的。”翟璜听后马上就变脸了，愤愤不平地说：“我哪一点比不上魏成？”言下之意是说，你还是我推荐的呢。
那么，魏成和翟璜，他们的差别在哪儿呢？据史书上记载：魏成把自己大部分的俸禄都用来搜罗人才，他给国君推荐的最主要的几个人才——卜子夏、段干木和田子方，这几个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儒门高手。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是孔子学生里面年纪比较小却非常优秀的学生，据说他以文学见长，很多人认为，《论语》就是他率领其门人编纂的。子夏在魏国讲学，建立西河学派，在西河设帐授徒，其中不乏经世之才。魏文侯跟着子夏学习经国之道，向隐居的段干木请教治国之方，而且还聘请田子方为自己的客卿。田子方是子贡的学生，子贡就是端木赐，也是孔子的爱徒。魏文侯向这些大儒学习，引起当时诸侯震动，魏文侯名声盛于一时。
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曾经记载，当时秦人想攻打魏国，有人劝秦国放弃，说魏的国君仁爱国人，重用贤士，上下和睦，不能打他的主意。魏文侯重用这些重要的儒门高手，在当时的战国时代，是非常引人瞩目的，让诸侯觉得，不能对他打主意。
翟璜也向国君推荐了一些人才。比如说西河郡守名将吴起，邺地的治国能臣西门豹——西门豹治邺，我们小时候也学过这个故事。又比如说，攻下中山国的大将乐羊，在中山担任首相的李克，以及太子老师屈侯鲋。文臣武将，各有所长。魏文侯治国用两类人才，一类是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这样的有道德操守，有广阔视野，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他们是帝王之师。而李克、吴起、乐羊这些人，在不同岗位上，各司其职，他们也是非常优秀的干才。
所以李克就跟翟璜讲：“不错，你和魏成都推荐过很多人才，可是魏成推荐的人才，我们国君都拿来做老师，如田子方、段干木、卜子夏；你推荐的人才，我们国君都拿来做大臣，让他们去做事，你的眼界还是比人家差一点。”翟璜认同了李克的说法，为先前的鲁莽向李克道歉。
其实治国理政需要各种人才。“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有长短。”李克的话告诉我们：国君不仅需要各行各业的干才，比如西河郡守吴起、攻打中山的乐羊、变法治国的李克等，但是更需要能帮助他提升境界格局的人才。
下面的两则故事，也说明这一点。
有一次魏文侯宴请田子方，欣赏音乐。魏文侯说音乐好像不太对称，“钟声不比，左高”，就是编钟的左右两边声音不对称，好像左边声音高一点。田子方就笑了，没吱声。魏文侯很迷惑，问：“你笑什么，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田子方说：“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就是说，为国君的应该致力辨别官员，就是你需要明察担任官职的这个人是否称职，而不是亲自干预这个官职的具体业务。现在以你对声音的评论，我担心你对官员也是如此。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为君之道无非是用人、任事，你用人、他任事，你的重点是用人是否合适，不应该做机械式的品头论足，这个事情应该由考核部门来做。你这样直接插手他的工作的话，第一未必能有好的效果——你能插手是因为你的权力而不是你的能力，第二影响他的执行力。田子方不愧是子贡的高徒，他不是个书呆子，他深谙领导之术。
还有一个故事。魏文侯的嗣子，就是太子魏击，在路上碰到田子方，赶紧下车向田先生施礼，田子方没有还礼，扬长而去。魏击就不高兴了，他冲着田子方大喊：“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是富贵者值得高傲还是贫贱者值得高傲呢？这个太子，向有知识的前辈表示谦卑，这是有教养的表现，但他并不觉得你怎么样，并不觉得你如何高贵，而是觉得这只是一个形式，所以一旦没有得到还礼，他就骂起来。“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言下之意，就是说我给你施礼是看得起你，你还不理我，在我面前，你有什么可以高傲的呢？
田子方回答：“当然贫贱者值得高傲了，你富贵者怎么能高傲？你是诸侯，高傲失其国；你是大夫，傲慢失其家。你的封地都没了，高傲个什么呢？权位这东西，失去容易得到难呐！我贫贱之人，言不听计不从，穿着鞋拔腿就走，到哪儿不是贫贱呢？”魏击就是后来的魏武侯，好像被当头棒喝了一下，赶紧向田子方谢罪。后来他父亲告诉他，田先生是在用这个方法教育你呢。
田子方的道理告诉我们：真正优秀的人才，应该比别人更加谦卑。有担当、有事业、有未来的人，或者将来可以成为领袖的人物，应该比别人更自律。
在罗马元老院里，有一次恺撒演讲，他说：位高权重者发脾气，人家会说他很狂妄；普通人发脾气，别人会说这个人脾气怎么这么大呢？位高权重者做事低调，大家会说这么位高权重还谦卑低调，美德呀美德；普通一无所有的人如果低调，大家会说他一无所有，不低调又能如何？一个成功的人士，一个对未来有期待有前途的人，谦卑、低调是他人生的通行证。相反，倒是那些芸芸众生，谦卑不谦卑，反倒无所谓的。所以，田子方实际上是在教育这位太子。
无论是跟魏文侯讲“君明乐官，不明乐音”，还是跟魏击讲富贵与贫贱者谁能“骄人”，田子方都在境界格局上帮助国君，而不是在操作层面为国君把什么事做成。所以这就是李克讲的，为什么魏成要比翟璜眼光更高一筹的道理。
三吴起悲剧
吴起，生于富家，早年为求官耗尽家产，遭人耻笑，他一怒之下杀三十余人后逃出。与母亲诀别时他说：“若不为卿相，誓不回卫国。”之后跟随曾申（曾参之子）学习儒术。因母病逝拒绝奔丧，曾申怒其不孝，断绝师生关系。于是吴起弃儒学兵，成为战国名将，跟春秋时代的孙武（《孙子兵法》作者）齐名。《史记》中的《孙吴列传》，就是孙武和吴起的合传。
吴起出生于卫国。那时候的卫国已经衰落了，是魏国的附庸。吴起的一生是个悲剧，在家乡的时候，他是个愤青；在鲁国的时候被视为小人，见利忘义；在魏国他是很能干的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却遭人排挤；在楚国却由于改革而死于非命。其实，吴起这一生的悲剧，在青少年时代就埋下了种子。
吴起的家族应该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身份的商民家庭，可能有钱，但是没有政治身份。春秋战国时，贵族世袭尊位的制度，开始被打破，得有本事才能上位。在这个变革时代，吴起想有所作为，也想做官，于是游仕求官，耗尽了家财，可是他官没做成，还遭人耻笑。一怒之下，他杀了那些嘲笑他的人，逃离了家乡。临行之前，吴起跟母亲说：“不为卿相，誓不回卫国。”颇有一点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
吴起最早来到鲁国。鲁国跟卫国关系比较密切，孔子的学生，出身鲁国、卫国、宋国的也比较多。吴起求学于曾申。《资治通鉴》写的是“曾参”，实际上不是曾参，曾参是曾申的父亲，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里对此有考订。后来吴起的母亲去世了，吴起因为这时候还没有混出名堂来，更不是卿相，他就不回去奔丧。因为他跟母亲说过，不为卿相誓不回国。但这是小信，小的信用。曾申是什么人？曾申是大儒，是曾参的儿子啊！据说《孝经》这部书，就是他父亲曾参编的。曾申怒吴起不孝，不奔母丧，于是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
吴起转而学兵家，并在鲁国就业。周威烈王十四年（前412），齐国来攻打鲁国，“鲁人患之”，不知道怎么办。鲁国想要吴起带兵抗敌，但因为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鲁国担心吴起抹不开这个亲情的面子来保卫鲁国。吴起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居然杀妻求将，最后率领鲁国军队，大败强大的齐国。这时，就有嫉妒吴起的人，以卫道士的身份，出来说话了，他们跟鲁国的国君说，吴起这个人缺德，是个小人，母死不奔丧，曾申不认他这个学生了；现在又杀妻以求为君之将，残忍之极呀；鲁国是个区区小国，却有战胜大国的名声，其他诸侯一定会算计我们呀。鲁国国君受到蛊惑，居然免去了吴起的职务。
吴起黯然离开鲁国。尽管有赫赫战功在身，因有嫉妒的人在领导面前说他坏话，领导就相信了。凡是有人向领导说坏话的，不外乎有两个特点：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没有真的，不足以让人相信；没有假的，不足以把你置于死地。吴起确实有缺点，杀妻求将，母死不奔丧，道德有欠缺。但是说吴起带着弱小的鲁国军队，打败了强大的齐国，会使得诸侯来讨伐鲁国，这个话就似是而非了。
吴起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他不知道，建功立业也是需要环境的，鲁国是孔子的故乡，道德至上，你在这个地方建功立业，不讲道德，那你就待不下去了。
吴起的第二份工作是在魏国。魏文侯用人不拘一格，他向李克了解吴起是什么人，李克说，这个人的军事才能，不亚于春秋名将司马穰苴。于是，魏文侯就让吴起带兵了。司马穰苴治军法令严明，而且跟士卒同甘共苦，关心士卒的生活，所以司马穰苴能够让士兵为他去冲锋陷阵，并取得胜利。吴起在魏国带兵，就对司马穰苴进行了活学活用：他与最低下的士卒同饮食，夜不睡专门的床席，行不坐车乘；亲自带着干粮，和士兵一块儿行军；有的士卒生了脓疮，吴起亲自为其吮疮，把脓血挤出来给他治好，三军将士无不感激。可是这位士兵的母亲，听了以后却不禁垂泪了。邻居们就问：“吴将军这么关怀你家当兵的儿子，您应该感到欣慰啊，你怎么难过起来了？”这位妈妈伤心地说：“你不知道，当年他父亲也在吴起手下当兵，吴将军也亲自吮其脓疮，孩子父亲冲锋在前，战不还家，死在疆场上了；如今吴将军又为我儿子吮脓血治脓疮，我担心这个孩子，将来也会为吴将军一股劲地往前冲，最后死在疆场上。”吴起是懂带队伍的人，知道怎么赢得人心，比较我们前面讲的智伯不仁，完全是另外一个类型。吴起带兵不但讲政治，而且讲制度。据《尉缭子》里面记载：吴起出兵，有一个十分勇敢的士兵，在没有下达进攻命令的时候，就冲出去了，斩获了敌人两个首级，吴起为了严肃军纪，以违抗军令处死了这个士兵。吴起还加强军事训练，他训练的“武卒”（特种兵），有严格的体能标准，战斗力特别强。吴起曾用训练有素的五万武卒，打败五十万秦军，取得西河之地，威名远扬。所以吴起确实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周安王六年（前396），魏文侯去世，其子魏击魏武侯即位。当时相位空缺，大家都看好吴起，认为他是最好的人选，可是结果却任命了田文为相。这个田文跟战国后期孟尝君那个田文不是一回事。吴起很不高兴，他找田文来问：“我想跟你比比功劳，带兵打仗你能跟我比吗？治国安邦你能跟我比吗？镇守一方你能跟我比吗？”田文回答说：“我都比不上。”于是吴起就问：“既然你什么都不如我，为什么你的职位却在我之上呢？”此时田文平静地说：“如今主少国疑，大臣未服，百姓不信，在这种情况下，是由我出来任相合适还是你出来任相合适呢？”吴起“默然良久”，在那儿沉思很久：是啊，到底是我出来合适，还是他出来合适呢？最后他承认“属之子”，应该是你出来任相职。
吴起是个自视甚高的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认为平庸的田文应该超越自己，出来主持国政呢？也许他知道，自己本事大、业绩高，能力超群，招人嫉妒；也许他明白，自己强硬果敢的处事风格，会让现有既得利益格局被打破，因此得不到人的拥戴。其实我们考证，这时的魏武侯并不是少主了，并不那么年轻，但是不管如何，事实是魏武侯没有用吴起为相。吴起的甘居下位，甘拜下风，也没换来他安全的生存环境，继田文为相的是公叔痤。公叔痤娶了魏国的公主，按照后来的说法，就是驸马了。他很忌惮吴起，觉得吴起的本事比自己大，所以他策划把吴起挤走。
吴起怎么被一个本事比自己小的人挤走的呢？公叔痤部下有一个门客，给他出了一个连环套的主意。他说：“你先向国君提议，吴起这个人有本事，是大牛人，你的国家小，不是大国，他未必愿意一直留下来干，你不妨试试，你把公主嫁给他，看他是不是想留——他要是想留在魏国，一定乐意娶公主；他要是不想留，他肯定就推辞。”此人接着又出主意：之后你再邀请吴起到你家去做客，你的妻子不是公主吗，你让你的公主妻子像母老虎一般强势地对待你，把你不当人看，不尊重你，故意表现出“气管炎”（妻管严）的样子，吴起一看娶公主做老婆，原来这么难受，这么窝囊，他一定断然拒绝魏国国君要把公主嫁给他的好意。公叔痤照门客说的这么去做，果然，魏武侯想把公主嫁给吴起，吴起害怕公主太厉害，得不到自由，就拒绝了。这一拒绝，魏武侯就怀疑吴起的忠诚。领导怀疑你，担心你，这是很危险的，尤其是那个时代。吴起害怕因此被杀，就含着热泪逃离了魏国。临行之前他说，魏国从此要走向衰落了，河西之地也很可能被日益强大的秦国夺走。这个时候秦国正处在秦献公的时候，是商鞅变法的前夜。
吴起来到了楚国，楚悼王“久闻其贤”。什么意思呢，过去吴起带着魏国的军队，打得楚悼王满地找牙，他找各诸侯国来帮自己的忙，才避免了狼狈，现在吴起居然来了。楚悼王不计前嫌，热烈欢迎吴起的到来。他先让吴起在宛（今河南南阳）当了一段地方长官，然后直接提拔为令尹，就是国相。吴起终于如愿以偿，少年时代担任卿相的梦想实现了。
吴起帮助楚悼王改革。他首先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一针见血地提出：楚国的毛病在哪儿？就在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大臣的权力太重，封君的人数太多，贵族有太多的权和利，有太多的资源被他们占用了，所以国贫兵弱。怎么改变这个局面呢？他的改革方案提出废除世袭特权，他规定封君过了三代，就要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用这些土地和财产，来奖励那些有战功的人。这一措施是为了解决分配不公，提高楚国将士对外扩张的积极性。吴起把贵族迁到边远地区，去垦荒开发，这样一方面使广阔疆域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贵族的势力。吴起的改革是抓住了要害，所以改革也见到了成效：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重振了楚国的国威，一改被诸侯蚕食的弱势。
但是大家发现了吧，吴起一下子就得罪了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削减他们的待遇，贵族下乡皆甚苦之，“楚之贵戚多怨吴起者”。周安王二十一年（前381），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吴起被射死于乱箭之下，楚国的改革亦随之夭折了。
吴起从鲁到魏到楚，在哪儿都做出业绩，最后不是待不住就是被杀，吴起的命运，确实引人深思。
吴起很有个性。司马迁的用词是“节廉而自喜名也”，司马光的用词是“刚劲自喜”。这种评价包括两层意思：第一，有原则的坚守，“节廉刚劲”；第二，不大通人情，自视甚高，所谓“自喜名也”。吴起的人生目的是誓为卿相，对目标非常执拗，加上性格刚劲，这铸就了吴起人生的悲剧。我们常说，为人处事应该刚柔兼济。刚，是意志坚定，不一定指的是用拳头、用武力，而是要有意志，要内刚。内刚外柔，就是你要有原则，有坚守，但外柔，即手段可以柔软。《史记》讲道家处世的长处，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就是说人要善于变通，不要脑子一根筋。其实世界上许多事情，不是我们完全靠主观努力就能够解决的，如果你不能因势利导，随机应变，你很可能就要碰壁。所以既要目标坚定，又要步履稳妥，这是成事者应有的风度。
吴起的性格是如此，但是决定命运的不仅仅是性格。木秀风摧，行高人非，这是普遍的社会现实。吴起为公叔痤所排挤，后来白起为范雎所忌惮，英雄时舛，红颜薄命。这时我们就该懂得，谦卑是人生的护身符。《周易》有一卦叫谦卦，这个谦卦是唯一没有灾咎的卦，天道，地道，人道，鬼神之道，都讨厌狂妄自满，而喜欢谦。谦，君子之终也。所以吴起的张扬，吴起的强悍，也是他受人忌惮的一个原因。
可是问题的复杂在于，嫉妒英雄的人并不都是狗熊，并不都是十恶不赦的坏蛋。你看看公叔痤，他后来曾极力向魏惠王推荐卫鞅；范雎辅佐秦昭王，功业卓著，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是他提出来的。所以复杂就复杂在这里，往往嫉妒你的人，排挤你的人，未必是脸谱化的坏人。所以吴起的问题，有性格的问题，有环境的问题，有时代的问题。我们无法改变环境来适应我们自己，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能改变的。当然，换一个角度考虑，从用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否定吴起是个天才，也是很有才干的政治家，曹操就曾赞扬吴起：吴起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三晋不敢南谋。谁手下有吴起这样的人才，谁都能建功立业，因此能否爱护、保护和用好像吴起这样处世不足但确实有本事的能人，这对我们事业成败至关重要，也是考验一个领导干部，识人用人能力的试金石。
（参见《资治通鉴》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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