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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它不但奠定了秦国统一的制度根基，而且对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谭嗣同说过：“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毛泽东也讲：“百代都行秦政法。”
商鞅变法提倡的价值观，即不断地努力工作就能改变自己身份的观念，把大家的欲望都释放出来了，对成功的欲望，对财富的欲望等。如何掌控这种欲望，就成了贾谊《过秦论》及后世执政者一直在探讨的根本要旨。
战国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波谲云诡。变法，始终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魏国李克（李悝）的变法、楚国吴起的变法，韩国韩昭侯时代，申不害的变法，以及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都是在国君的支持下，力图变革现行制度的伟大事件。在这些变法中，商鞅变法的影响最为深远，它不但奠定了秦国统一的制度根基，而且对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谭嗣同说过：“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毛泽东也讲：“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政就是商鞅时代变法的政治。
秦国统一前的历史，有五百五十年，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始建国。周平王元年（前770），由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戎狄所杀，他的儿子周平王东迁洛阳，西周的镐京成了一片废墟。秦国的祖先，本来是周王室的西陲大夫，因为护送平王东迁有功，升格为诸侯，始建秦国。可以说，秦建国是比较晚的，比晋国、齐国、燕国都晚。
第二，秦建国大约一百多年后，秦穆公称霸。称霸的标志，一方面采纳了原本出自西戎的一个叫由余的大臣的建议，灭掉很多戎狄小国，史称“开地千里”；另一方面重用中原地区的蹇叔、百里奚等贤人，吸收中原文化，一跃发展成为仅次于晋国、楚国、齐国的二等强国。
第三，在秦建国四百多年之后，即周显王十年（前359），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从此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秦孝公名渠梁，是秦献公的第二个儿子。秦献公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国君，他觉得大儿子不行，就把位子传给了二儿子，也就是秦孝公。秦孝公即位时不到二十岁，非常年轻，他想恢复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时代的霸业，因此致力于国家的改革。商鞅就是这个时期来到秦国的。
一去魏投秦
商鞅，本名卫鞅，他跟吴起都是卫国人，不过他是卫国宗室的庶出，所以又称公孙鞅，是卫国国君的后代。最初，商鞅在魏国的公叔痤门下。公叔痤是魏武侯时候的相，就是挤走吴起的那位。商鞅在公孙痤手下当侍从官，当时叫中庶子。周显王七年，魏惠王八年（前362），公孙痤曾率魏国大军，击败韩、赵联军，魏惠王亲自郊迎，公叔痤谦逊地说：“我军的胜利不是我的功劳，全赖当年吴起培养的勇猛善战的武卒。”这句迟到的公道话，为吴起的后人带来二十万亩土地的赏赐，可是对吴起本人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第二年，公叔痤就病逝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公孙痤在临死前，向魏惠王极力推荐商鞅。可是魏惠王觉得中庶子级别太低，怎么可能让他接手相位呢。魏惠王可能想：“这个相也不都是你家的人当的，你当相就罢了，你不在了，还让你家门客当相，岂有此理！”这个史书上没讲，是我的猜测。因为魏惠王不肯听公孙痤的建议，公孙痤甚至说出很极端的话：“不用之，即杀之。”因为他认为如果商鞅跑到别的国家去，将是魏国的后患。魏惠王理都懒得理，他认为公孙痤病得很重，颠三倒四，神志昏聩，一会让重用商鞅，一会又让杀商鞅。商鞅也没听从公孙痤的建议赶紧逃走，他认为魏王不会用他就不会杀他。
公孙痤死后，商鞅等于失业了，在魏国赋闲一段时间。不久，秦孝公的求贤令传来，商鞅于是到秦国来找工作，找出路。
与秦孝公执政同一时代，东方诸国有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韩懿侯、赵成侯等，当时山东六国，即战国六雄已经形成。楚国、韩国跟秦国接壤，魏国占有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之地。河西之地是哪里呢？就是黄河拐弯处往北，再往西。河东，就是今天的运城；河西，是今天的西安往北、陕北往南的地方，吴起当初曾攻占这里并开始治理。所以说，六国这时候已经非常强盛，他们有点欺负秦国。《资治通鉴》记载秦孝公《求贤令》说：“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秦国在这时候受到歧视，主要是因为秦孝公以前几代，秦国政治上不稳定，有内乱，几代国君享年不永，有的在政治上又很荒唐等。
商鞅听说秦孝公要求贤，他就投奔到秦国来了，通过孝公身边的一个宠臣景监，见到秦孝公。景监出使过魏国，在魏国公孙痤接见使臣的时候，他跟商鞅见过面，算是熟人。最初，商鞅跟秦孝公谈帝道、谈王道、谈霸道，秦孝公都打瞌睡，几次都是如此，得不到孝公的重视。后来，商鞅改变策略，就跟他谈富国强兵之策。秦孝公大喜，两人畅谈了几天几夜。商鞅的变法主张，感动了圣心，秦孝公于是安排他与国内的保守派官员辩论变法利弊。辩论持续了很久，虽然没说服保守派，但保守派也说服不了他。其实我想，秦孝公也是用这个办法，建立自己的信心，让商鞅把变法的道理讲清楚。从《商君书》和《史记》的材料来看——这两本书的记载比《资治通鉴》上写得全面一点——秦孝公当时是主动把这些人找来，说他想变法，让他们谈谈要不要变法，怎么来变法。所以变法的主导者，其实是秦孝公。
二立信变法
商鞅变法分两个阶段。
周显王十年，即公元前359年，商鞅公布了变法的第一套改革措施，这是第一阶段。
首先是基础制度建设。包括基层什伍保甲组织的建设，治安联保制度的建设。其实这个制度在秦献公时候就有了。秦献公时代，就有对社会管控的一些基层体系，商鞅不过使它更加完善了而已。这套东西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特色，就是保甲、乡里、乡村、乡镇。这套国家管理体系，春秋管仲是始作俑者，到商鞅时更加完善。
其次，是建立一套奖励耕战的激励制度。这个制度其实就是一个产业导向、资源导向，即国家资源要往哪儿去推动，是耕还是战。商鞅告诉大家，人一生就两件事儿，一个是打仗，一个是种地。那么怎么让大家都去打仗种地呢？那就是立功受奖。如果不干这个，不打仗种地，而是去干别的事儿，那就受穷受苦，官府会收你为奴。
商鞅这套制度，我觉得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方面是价值观的提倡，就是说不断地努力工作，打仗、种地，你就能改变自己的身份。它很早就打通了平民通向贵族的通道。西方不是这样的，西方长时期是等级制、世袭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要革什么命呢，就是革贵族制度的命，要平等，而且通过各种制度要通向平等，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可是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商鞅就说了，血统不重要，自己有本事最重要。有什么本事呢，一个是打仗的本事，一个是种田的本事。为此，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限制贵族的特权。贵族如果没有军功，那你的户籍就不能算在国君的宗族里面，而且一个人的所有待遇，都是靠你的爵位来决定。总共有二十等爵，爵只有通过战争打仗才能获得。爵位不一样，获得的待遇也不一样，包括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家里的佣人，都不一样。因此有功的人，尽享荣华富贵；没有功的人，有钱也没处花。宗室没有军功，就不能当贵族；平民有了军功，可以得到富贵。
十年之后，商鞅推行第二套改革，这是第二阶段。
这次新的改革，秦国都城从雍迁到了咸阳。改革集中表现在行政、经济和社会几个层面。社会层面的改革，比如规定，孩子长到成人的年纪了，就要分家。分家析户，也是中国特色。我们总觉得日本跟中国很类似，其实在这方面，日本、欧洲跟中国都不一样，一个贵族怎么能称贵族呢？父亲的东西都要传给儿子，但是传给儿子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有很多儿子怎么办呢？欧洲和日本方式是都传给一个儿子，所以他的家业就不坠，就不会分散。中国人方式是分家，把家业分掉。一个英雄的爸爸生十个儿子，家业就分成十份了，这每个儿子再生十个，就分为一百份了。在日本和欧洲没有这种情况。
经济方面的改革是土地买卖制度。《汉书·食货志》里讲，商鞅“废井田，民得买卖”。井田制是一种土地占有制度，就是说贵族占有土地，庶民为他耕种土地，但是产权是不能转让的。商鞅废除井田，民得买卖，产权可以转移了，激发了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贵族之所以为贵族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土地归贵族所有，且不得买卖、不得分家。所以，中国的贵族制被商鞅打破了。商鞅确立的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后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是商鞅用制度的办法确立的。
贵族因为不是职业官僚，他在经济上有采邑的收入保障，不靠当官拿薪酬吃饭，因此它跟国君的关系就不一样，所以国君无法集权。商鞅打破了贵族制，就为君主集权奠定了基础。商鞅还在赋役制度、经济制度和度量衡的标准上，做了很多的改革，都说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其实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总之，商鞅两手抓，两手都很硬。一手抓军事，能打胜仗，一手抓粮食生产，发展农业。“利出于地，名出于战。”什么意思呢？想要利益、财富，就从土地上去找；要想有名，有地位，就通过战争获得。所以把一切社会资源，都驱使到耕战方面去。
这个体制坚持实行了一百多年，一直到秦王嬴政统一了全中国。
商鞅变法从立法入手，所以信用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如果立法没人遵守，就说明政府没有信用，政府说的话不算数，所以商鞅有个“徙木立信”的典故。他把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放在市门之南，张榜告诉大家，谁能把这个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赏赐十金。十金是多少钱呢？那时候的金不是我们今天的黄金，大概是铜，十金相当于那个时代一个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这么高的赏赐，这么简单的一份工作，所以老百姓议论纷纷，却没人相信。商鞅于是把赏金增加到五十金，秦民奔走相告，激动万分，大家都说，这简直是天上要掉馅饼了。有人就跃跃欲试，真的就把这个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结果马上被政府找去，当场兑现奖金。全国一片哗然，这个消息比什么传得都快，人们见面第一句话就讲这件事，原来政府说话是算数的。
政府守信的观念得到强化。商鞅于是晓谕百姓，你们别觉得失去了机会，别后悔，机会有的是。现在奖励耕战，你们就按照政府说的去做，机会自然就有了。
法令颁布了，那么执行它就必须赏罚分明，否则的话，大家还是不能遵守。我们知道商鞅的这个法令，有点类似吴起在楚国的情况，法令触犯了贵族的利益，所以自然有人出来反对。
比如说，太子老师鼓动太子犯法，给商鞅出了个难题：要是对太子下手，那主公秦孝公能愿意吗？商鞅还没傻到这个程度。他说：“太子犯法，因为他是储君，不可施之以刑，可是太子的老师要负责。”太子的师傅你是怎么教太子的？于是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加以刑罚，施以酷刑、脸上刺字。这下震慑了整个上层。而普通士兵百姓立功，立马兑现奖赏。这个做法，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使法律有尊严，所以商鞅的改革深入人心。反对派把太子抬出来，不但没有阻碍变法，恰恰成就了商鞅。
其实商鞅变法不光有原则性，具体实施起来还有可操作性。如果只是原则的抽象的规定，那么就很容易上下其手。商鞅不是，商鞅的变法非常具体。具体到什么程度呢？具体到你都难以想象。
我们从《史记》《资治通鉴》和《商君书》里面，都看不到变法的详细情况，但是睡虎地秦墓竹简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详细内容。
比方说，农业管理方面，从播种开始，法律就规定，种稻子每亩地用种子二又三分之二斗；麦，每亩一斗；黍，即小米，每亩三分之二斗；菽，也就是豆类，每亩半斗。政府用法律来指导农民种田，使得科学的农业技术得到推广。政府对农田作物管理如此精细，令人叹为观止。
法律还规定，地方政府每年要以书面形式，定期详细汇报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包括受雨多少田亩，抽穗多少田亩，已开垦还没耕的多少田亩，受水旱之灾、病虫害影响的田亩受损情况，都要报告。
牛是农耕之本。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举行一次耕牛的健美比赛，优胜者有赏，赏酒、赏干肉，还有一些徭役上的减免待遇。如果因饲养不善耕牛变瘦了，腰围每瘦一寸，养牛人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比如笞刑。在乡里层面根据考核，优胜者有赏，低劣者要抽鞭子。驾车、畜役用的牛属官府所有，死亡要及时上报。如果十头牛中一年死亡三头以上，养牛人要受罚。还有，如果养了十头母牛，而其中六头不生小牛，那不但养牛人要受处罚，有关官吏也要受处罚。
还有军功授爵制度，也是非常具体的，爵位直接跟战争业绩挂钩，十分具体细致。比如说，士兵斩了敌人一个首级的，就可获得爵位，获得田宅，还有仆人。斩两个首级的，父母妻子都可以免罪，如果妻子是奴，马上就可以解除奴婢身份。奴婢本来是没有户口的，也就是说，你斩敌人两个首级，你太太马上就有户口了。
在部队里吃饭的伙食标准也看这个。三级爵位的士兵，每天有粳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二级爵位的士兵能吃到粗米，没爵位的能吃饱肚子就很好了。爵位不同，士兵的伙食标准都不一样。上等爵位的士兵，当然标准更高了。这种待遇上的差别，就是激励士兵拼命去杀敌。所以在秦国士兵的眼里，首级不是人头，首级就是房子，就是酱菜，就是下次吃饭会有更高的标准。
总之，商鞅变法这些措施，内容细致周密，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商鞅身亡之后，仍然能推行下去，说明它符合秦国的社会实际，具有可持续性。
三商鞅之死
虽然如此，最后商鞅却仍然难逃脱吴起的命运，被车裂而亡，死于非命。
《史记》里是这样记载的，它比《资治通鉴》细节稍多一点。秦孝公去世后，秦惠王即位。当初被商鞅处罚的公子虔等人开始报复，诬告商君要谋反，秦惠王就发官令去追捕商鞅。跟吴起情况相似，楚悼王去世，就是吴起的末日。
秦孝公去世，那些当初反对商鞅的人，向新君报告说商鞅要谋反。这个新君就是原来的太子驷，当初他犯法，商鞅饶了他，处罚了他的老师。秦惠王发布逮捕令，商鞅带着家人逃跑。逃到关下，他想藏匿名姓投宿客舍。客舍前台的工作人员说：“商君之法，没有证件的人，住旅馆是不行的，那我们得受连坐之罪，您拿出证件来吧。”商鞅如果拿出身份证件，那不正好自投罗网嘛，所以他不敢拿。最终商鞅感慨道“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法律到了这个程度，连我都走投无路了。这说明商鞅的法令严格，他自己不敢拿出证件住旅馆，人家也不敢接纳他。
他逃到魏国，魏国不接纳他。最后他又回到秦国，被抓住，车裂而死。
在商鞅罹难前的五个月，有个叫赵良的熟人来看望他，并规劝他。商鞅说：“你跟我说说，我的功劳跟当初春秋时代秦穆公的贤相百里奚比怎么样？”看来商鞅还是很自负的。赵良说：“一千人对你阿谀奉承，不如有一个人跟你讲真话，我希望我能给你讲些真话，请你不要加害于我，行吗？”商鞅说：“那当然，你说吧。”商鞅提到的这位百里奚，是三百多年前辅佐秦穆公的五羖大夫百里奚。百里奚曾在楚国云梦泽作牧人，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是个人才，又怕楚国不放，所以派人对楚国说，听说这个老头很会放牛，我给你五张公羊皮，你能不能把这个老头送给我。因此百里奚得名五羖大夫，羖就是公羊的意思。
赵良说：“你怎么能跟五羖大夫百里奚比呢？百里奚是楚国的普通百姓，穿着粗短的布衣服，给人家喂牛，秦穆公把他选拔上来，在万人之上。在秦国为上卿的六七年间，不但建功立业，而且实行德化。他担任秦国的卿大夫，平常不坐车，夏天不张华盖，足迹遍布国中，无须警车开道，无须武装防卫，功垂史册，德泽广布。五羖大夫死的时候，秦国男女老少，没有不怀念的，孩子们都不唱歌谣了。但是您呢，是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门路上来的，你执掌秦国的国政这么多年，本应该造福百姓，你却大攫公权，上加害于太子的老师，下施酷法于黎民百姓，招致很多怨恨，所以你每次出门，总得很多卫士保护你，没有军队护送，你就不敢出门，你的危险像早晨的露珠那样。”赵良劝商鞅放下已得的爵位，放下财富，赶紧给自己找个退路。
商鞅没有听进赵良的劝告，五个月后，果然被杀了。
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怎么评价也不会过高。其实我们看看那个时代的西方，希腊罗马时期，特别是希腊时代的改革，与商鞅具有可比性的主要是雅典城邦的梭伦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
梭伦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都比商鞅变法要早一些，他们之间的可比性还是很强的。梭伦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注重工商业的发展；商鞅注重战争动员能力的提升和农业的发展。雅典改革的基本方向，在于权力的制衡，公民权利的保障；商鞅变法，注重中央权力的集中，社会管控能力的提升，不是制衡，是管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无论是西方的改革，还是东方的改革，都是打破贵族血统制，不按血统来。
梭伦改革突出的是按社会财富划分等级，就是说按照财产划等级。商鞅的二十等爵，是按照军功划分政治社会地位，商鞅改革鼓励去打仗，鼓励立军功，提升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希腊人承认私有财产，鼓励私有财产，鼓励人民去创造财富。秦朝人被引导去埋首农田，政府奖励耕战。
梭伦改革规定，第一等级可以担任执政官、司库、财务官，比如财务大臣、财务部长这样的公职，以及其他的公职。第二等级，因为你的财产相对少，你不能担任司库，但可以担任其他公职，说明管财税的司库，对个人财产要求是比较高的。第三等级，还可以担任一般的公职，第四等级就不能担任公职了，你最多可以当个陪审员。你看，西方的社会以财富来划分地位，古今一体，虽然今天表面上不这样讲，实际上社会是这么运作的。
客卿是秦国的一大亮点，是一道风景线。商鞅改革之后，从外来普通移民跻身卿相的客卿，就史不绝书，除他本人以外，张仪、范雎、蔡泽、吕不韦、李斯都是。秦国之所以成功，跟客卿有关系，平民通向政治的道路，似乎秦国比雅典更彻底。平民化的政治，导致的是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挑战君主的权力、君主的权威，它强化的就是中央君主的权威、君主的力量。所以这是中国的历史，社会都平民化了，没有人能够挑战君主社会。
可是在西方，雅典改革的平民化过程当中，它侧重于另外一个方面，即权力的制约和制衡。我们都知道贝壳投票法，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执政官，在雅典权力太大了，大家可以通过贝壳投票，把你流放。没有任何理由，只是你的权力太大了，你的威信太高了，没有制约了。所以权力制约始终是西方念兹在兹，几千年政治理论和实践所追求的目标。所以它的平民化，从希腊时代改革起，直到近代以后，都是跟权力制约连在一起的。
中国的平民化，实际上恰恰是强化了中央的权威。由于平民化，大家没有权威，只有不断强化中央的权威，才能够阻遏混乱，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定稳定，这是中西改革的不同。
是什么差别造成这种不同呢？如果从历史上分析，不铺开去讨论，可以找到两点差别。
首先是产业的差别。地处关陇的秦国，是纯粹的农业为主，兼及畜牧业的国家，但实际上还是以农业为主。而雅典，希腊城邦则是面向海洋的，工商立国的，因此对各自产业发展思路不一样，重点也不一样。
还有人口和民众的差别。秦国的老百姓安土重迁，父祖相传，是世世代代住在那里的居民。而且公元前500年左右，雅典的人口，和秦国人口没法比，秦国的人口总数是五百万左右，那雅典最多的时候，成年男性公民有三万多人。而且跟秦国是本土居民不一样，雅典大多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北边来的移民。
这是两点差异，使得秦国与雅典城邦的改革重点就不一样，一个是重在发展农业，一个致力于发展工商业。一个更加集权，尽管也是打破贵族血统，平民化，按照你的军功，你的战功，来决定你的政治身份；一个是制约，权力平衡，打破贵族血统，按照财产来决定政治权利，出任公职的资格。
所以汉朝人讲，非功臣不侯，没有功，没有军功的话，不能封侯，这实际上是秦朝的老规矩。
商鞅变法对秦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中国的历史，之所以跟西方发展不一样，商鞅变法是一个关键。当然商鞅变法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从商周以来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历史的涓涓溪流，到这个时候，塑造成一个制度的河床。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许多变化，集中表现为一种法律的形式，以持久地、依靠国家力量推动的方式展开，然后进一步通过秦的统一和汉承秦制推广开来。
我们刚才把商鞅变法，跟古希腊雅典城邦的伯利克里改革，或者跟梭伦改革进行了比较。你看伯利克里改革或梭伦改革，它表面上跟商鞅一样，都是打破血统，打破贵族制。但是希腊的改革，它打破血统后按什么来分配社会权力呢？按照财富。它的几个等级，是按照财富来分，财产最多的人，可以当执政官，其次可以担任其他重要岗位。再其次呢，各种基层干部，然后最下面的，只能做陪审员。按照财产分配政权权利。他的财产是以工商业为基础，所以他奖励工商业，每家都得有一个人要学手艺。
而商鞅不是这样，商鞅宣称打破血统是靠本事。这本事是什么呢？耕战。耕是农业，战是军事。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环境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秦最后是灭了六国，而雅典是被别的国家灭了。
还有一点，在希腊罗马崩溃以后，封建时代长达千年，贵族制一直到近代才被打破。而商鞅以后呢，中国顺势而下，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进入像西方对希腊罗马的反动。希腊罗马不是贵族制了，但是随后的封建制是个贵族制，近代搞文艺复兴，就是想回到希腊罗马，打破贵族制。可中国商鞅变法，早早地打破了贵族制以后，就使中国社会的垂直流动特别激烈、特别频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因此，中国人的奋斗精神和不服输的精神特别强烈。因为社会的现实、法律的现实告诉你，徙木立信告诉你，只要去努力，爱拼就能赢。但是在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历史不是这样，他们是比较安贫乐道的。
欧洲人，像马克斯·韦伯指出的，有新教伦理，提倡奋斗，新教徒以积极入世、勤勉劳动为荣耀上帝的行为，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但是在欧洲新教伦理以外的人，确实真是安贫乐道的。为什么呢？贵族是贵族，平民是平民，这种观念长期影响根深蒂固，限制了阶级的流动性。
而中国社会阶层的开放性流动，则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和影响。这种极度竞争，需要非常复杂的管理模式，来实现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对社会秩序的管理。在没有宗教约束的情况下，中国的礼教文化，“礼、义、廉、耻”的四维，从管仲到贾谊《过秦论》中一直讲的，都是如何建立、完善这一套复杂的社会管理体系。
官僚的选拔方式，从军功到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制、科举，这一套制约因素不断地完善，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是尽量让它客观化，不要带主观色彩。科举考试客观化，为官员选拔确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这都是中国要规范人的垂直流动以及人心世道的方式。
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汉书·食货志》就讲“除井田，民得买卖”。商鞅变法说是要遏制工商业，好像有那样子的条文，其实他是想让大家把资源集中到农业方面去。但是土地买卖，是给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带来的最大动力。土地可以买卖，奋斗不光有了政治目标，还有了经济目标。社会上的东西都市场化了，都可以到市场上面去买了。同时职业官僚及军队等等，也能从市场获得所需要的物资和服务了。
因此在整个中世纪，西方是自然经济的时候，中国的情况根本不能用自然经济这个词来完全描述。越到后来越不是自然经济，因为赋税都货币化了，就是每家都要把东西拿出去，而每家都不能完全靠自己的生产实现自给自足，而要去市场上交换。最重要的是土地买卖，由于土地自由买卖，使中国社会的流动非常大。而如何对世道人心和现实秩序进行管控，也对统治者提出了挑战。所以中国有一系列复杂的管理制度。
到近代，我们把儒家推行的这套礼教，管控人心和行为的礼教，说是封建枷锁，要破掉。但是你想想，有比宗教更像枷锁的吗？宗教的枷锁重还是礼教的枷锁重？但是西方就通过不断改革的方式，从宗教裁判所这种极端的方式，渐进到现代的宗教，已经比较人性化了。我们是无所置之，把礼教当作封建枷锁，把它去掉。
所以你看，礼教这套东西，好像跟商鞅变法没关系：一个是法，一个是儒，怎么会有关系呢？但是商鞅变法把大家的欲望给释放出来了，对成功的欲望、对财富的欲望等。那么欲望和需求怎么管理呢？这就是贾谊《过秦论》及后世统治者不断探讨和归纳的根本要旨。
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结构特色，如果是从制度上寻找起源，那就是商鞅变法。
（参见《资治通鉴》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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