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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至少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著名的远交近攻，二是不拘一格延揽人才。秦王嬴政启用了很多从六国投奔来的人才，这些人才能够真正把握到六国的命脉所在，让秦国统一大战略得以顺利展开。
战略的制定是一方面，战略能不能落地起作用，还要看领导层是否贤明，同时对方君主是否“配合”。六国领导层比较昏庸，往往“配合默契”地帮助秦国实施其谋略。
商鞅变法为秦国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郡县制、基层乡里制度、军功爵制度、激励机制，以及各项经济制度。但是尽管如此，制度再好，如果没有高超的对外发展战略，没有切实的发展路径，要以西北一隅之地，单打独斗之力，吞并唇齿相依的山东六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六国合纵抗秦，对于崛起中的秦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怎么化解这些威胁呢？秦国有个外交战略，叫作连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合纵连横。合纵，是山东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连横呢，是秦破解合纵的方法。据说著名纵横家张仪，就是连横政策的首创者，他曾经用一些忽悠的手段来欺骗楚怀王，破坏了齐楚之间的结盟。但是连横只能破坏对方的结盟，六国并不会因此就消失，最后还是要靠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但是，如何选择打击的重点，打击的次序和策略又该怎样设计呢？这是秦国在连横政策之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资治通鉴》给我们展现了秦国对外战略的一个发展的路径，即他如何处理跟六国关系，如何选择打击重点等，这个战略有三次大的阶段性变化。
第一个阶段是秦惠文王时期，采取避重就轻，攻灭巴蜀的策略，巩固好战略后方，不事张扬地发展自己的势力。
第二个阶段是秦昭襄王时期，实行远交近攻，不断地蚕食诸侯的策略。
第三个阶段就是秦王政了，即后世的秦始皇，他用收买、暗杀、离间等手段破坏六国人才，然后再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一南取巴蜀
我们先讲第一个阶段：避重就轻，因势制宜。
这个策略是在秦孝公死后，太子驷即位，即秦惠文王时期实行的。周显王三十一年（前338），秦孝公去世，年仅十九岁的太子驷即位，史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在其老师公子虔等的煽动下，车裂商鞅，但是商鞅的变法依然继续推行。之前我们讨论过，在秦国人看来，这个变法不是商鞅创始的，而是秦献公、秦孝公以来一贯的政策，商鞅只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践行者。所以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续推行对内修明政治，对外蚕食诸侯的发展路径。秦惠文王用魏国人张仪为相、司马错为将（司马错是司马迁的八世祖），连连攻打魏国、韩国，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秦国咄咄逼人，使六国陷入恐慌。
周慎靓王三年（前318），韩、魏、赵、燕、楚五国合纵伐秦，齐没有参加，它实际上是躲在了背后。齐是那个时期山东六国中最强大的国家。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史籍上是这么记载的：“巴蜀相攻击，俱告急于秦。”巴蜀就是今天的成都平原附近，如果具体说，就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重庆这一带地方，巴是巴国，蜀是蜀国。这两个都是很古老的国家，但是由于偏远，中原的华夏诸族把他们称为夷狄——但是他们是夷狄之长。不但巴蜀打起来，蜀国国王还和他兄弟内讧。我们知道，秦这时候是离他们比较近的一个大国，他们都向秦告状，争取秦的支持。于是秦国内部就出现一个争论：是不是趁机把巴蜀给拿下来。司马错的想法是趁机拿下。张仪主张不如伐韩。到底是东向继续在中原攻伐韩、周（周王室在洛阳），还是往西南方向去打巴蜀，张仪和司马错发生了激烈争执。这不是两个人的意气之争，而是秦国的发展战略问题。所以秦王说，你们谈谈你们各自的理由。
张仪陈述的理由如下：秦国在外交上应该亲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是指韩国内郡，以该地有黄河、洛水、伊水三大水域而得名。亲魏、善楚，什么意思呢？就是跟魏搞好关系，跟楚搞好关系，来打韩国，攻它的新城宜阳这个地方，“以临二周之郊”。“二周”，就是西周、东周在洛阳这个地方有两个被分封的周王室，一个是西周公，一个是东周公。巴掌大的地方，却还把它分封了，叫二周。二周是周天子所在地，有九鼎。九鼎是天子的权力象征，兵临周室，就可以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不敢不听。张仪认为“此王业也”。就是说外交上，要跟魏、楚连横，在军事上要攻打韩国的心脏地带，政治上威胁周王室，这样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王者大业。他认为这种大动作，是秦国发展应该采取的战略。
张仪认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就是说，如果你要想有名，你要在哪儿争呢？你要在朝堂上争。你在小偏旮旯里的巴蜀那里争，也不会出名。你要是争利呢，就要在市场上竞争。现在韩国的三川，周室所在的洛阳，就是天下之朝、天下之市，要争就争这里，而不是去争夷狄之地，去那里争，“去王业远也”，离开王者事业更远了。
司马错断然反对，他讲出另外一番道理：“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什么意思呢？要富国，则要扩张土地；要强兵，则要富裕百姓；要统治天下，则广布恩德。三者俱备，那自然就是王了。可是你现在呢，土地小，势力弱，你要先从容易的事做起，不要急于去中原核心地带，搞出那么多响动。相反，攻打巴蜀不一样，巴蜀虽然僻居一隅，戎狄之中却是老大，它现在君昏政乱，兄弟相争，以秦国的力量去攻打，就像豺狼到羊群里去一样，很轻易就能得到。得到了这块土地，足以扩大我们的版图，足以富裕我们的人民。把它打下了，我们不需要费多大劲，不需要用多大兵力，这是何等的好事呢？攻打下一个国家，天下不觉得你贪，不觉得你残暴。相反，如果说是去打韩国，去问周鼎之轻重，弄得响动很大，不仅恶名远扬，还得不到实际好处。而且你打的地方，是天下不愿意看到的，谁愿意看到你去吞并韩国，甚至去吞并宗周呢。周是什么？周是天下的宗室，齐是韩国的盟友。如果周室和韩国知道要丢掉自己的版图，他们会通过齐、赵来跟楚、魏讲和，你不是想跟楚、魏来搞好外交关系吗，但这样反而促进他们六国之间合作，这就危险了。
我们发现司马错讲的道理，其实就是闷着头发财，就是在你实力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你要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你不宜攻击那个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你看，这不是两种发展路径吗？张仪的道理是，我们要成就王业，要抓关键的地方，宗周地区很关键。司马错的理由是，我们现在实力还不够，去打这么关键的地方，弄得响动很大，还得不到什么好处，但巴蜀不一样，我们拿下它还不招人嫉恨，能得到很大的实惠。
比较两个人的方案，从秦国当时的情况来说，司马错的方针是对的。
这使我想起中国古代一些讲谋略的书。特别是唐朝有个四川人叫赵蕤，是李白的朋友，他有本书叫《长短经》。他特别强调一个道理、一个方案，没有什么对不对的，关键是看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我们平常说“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有道理吧？我们平时还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宜将剩勇追穷寇”，也有道理吧？那么到底是“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呢，还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宜将剩勇追穷寇”呢？这就必须根据具体的实施条件来确定了。
秦国在发展过程当中，到底是直取宗周，问二周之郊，还只是闷头发财，先把巴蜀拿下？显然司马错的方案，更切合当时秦国的实际情况。
《资治通鉴》载：“王从错计。”错，就是司马错。秦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在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就派人去打巴蜀了。不过带兵将领里除了司马错，还有张仪，他们拿下了巴蜀。巴蜀属秦以后，秦国就更加强大了。吞并巴蜀巩固了秦国的战略后方，富庶了秦国的国力，拓展了秦国的疆土，使秦国的国势，更上了一个台阶。
二远交近攻
第二个阶段：远交近攻，各个击破。
提出这个策略的，是秦昭襄王时候的范雎。继惠文王继位的秦武王是个有神力的人，天生力气很大。有一次，他与著名大力士孟贲跑到二周之郊去搞举重比赛，问鼎之轻重。他去举那个鼎，虽然举起来了，但鼎太沉，他举着举着就举不动了，跌倒被鼎砸伤了腿，回家不久就死了。死时年仅二十三岁。秦武王没有儿子，秦国的王位空虚，几个兄弟就争起来。
这时候赵武灵王用计把当时秦国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嬴稷接回来，通过赵国送回秦国去。公子嬴稷就是秦昭襄王，继位时年十八岁。
嬴稷的母后是宣太后，她本来是秦惠文王的妾妃。秦惠文王的王后支持别的公子，被昭襄王的支持者打败了。昭襄王的支持人是谁呢？就是他母后同母异父的弟弟魏冉。魏冉当时在秦国掌兵权。魏冉辅政期间，推荐并重用了名将白起。白起是战国的第一名将，东征六国，颇建功勋。秦国的国事蒸蒸日上，接连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史》中说：“秦之灭六国，盖始于魏冉。”司马迁在《史记》卷七十二《穰侯列传》里也说：秦之所以能够东向扩张，削弱诸侯，甚至称帝于天下，“穰侯之功也”。穰侯，就是魏冉。
范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登场的。魏冉主持秦国的国政长达三十六年，此时秦昭襄王年逾五十了，可国政还掌握在母后宣太后和舅舅魏冉等手里，所以尽管魏冉功劳很大，秦昭襄王心里也不是滋味。范雎抓住了这个机会。
范雎，本是魏国人，曾经跟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非常器重他，甚至想留下他做客卿，但被他拒绝了。须贾作为一个使者，不受重视，但他的随从反被齐国国王器重，他心里不痛快，怀疑范雎出卖了军情机密，要不然齐国怎么对他那么好呢？所以回去跟魏国相魏齐说这件事。魏齐也小肚鸡肠，他想：你出使齐国，齐王觉得你是国士，那你在魏国将来不就威胁我的相位吗？所以把范雎打得半死，扔到厕所里。范雎收买了看守他的人，装死逃脱。秦昭王三十六年（前271），范雎化名张禄，在好友郑安平的帮助下，随秦国使节王稽入秦，到了咸阳。
范雎到咸阳以后，发现穰侯魏冉正在筹划着派兵打齐国的刚、寿。刚，是今天山东泰安市的宁阳县；寿，在今天山东省聊城市下面的阳谷县。秦国在陕西，齐国在山东，中间还隔着楚、魏、赵、韩等国。跑那么远去打齐国，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扩大魏冉的封邑——陶邑。魏冉的封邑在今天的山东定陶，这颇有以国家的名义出兵自肥之嫌。
所以范雎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上书秦昭襄王求见。求见途中，遇到了秦王的车马，秦昭襄当时要去永巷。永巷是一个僻静的通道，是宫女犯罪所囚禁的地方，是离宫的禁苑，是不能随意进入的。范雎故意往那去，永巷的人跟范雎说：“秦王马上来了，你赶紧避开。”范雎说：“秦国只有穰侯，只有太后，哪有什么秦王？”这话击中秦昭襄王的要害，所以范雎就被召入了离宫。
我们看得出来，范雎其实是通过故作惊人之语引起秦昭襄王重视。后来从司马光对这件事的评价，看出司马光对此颇有点不以为然。
范雎跟秦昭襄王讲，穰侯越过韩、魏，去打齐国的刚、寿地区，这不是什么好主意。你看看当初齐闵王，南攻楚，破军杀将，辟地千里，得不到尺寸之地。为什么呢？太远了，鞭长莫及。范雎接着讲，当初齐国去打楚，楚离他很远，最后齐国得不到楚国的土地，而肥了韩、魏。你今天去打齐国的刚、寿，拿下来又怎么样？那么远，能得到吗？所以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是相国有私心。“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得一寸，有一寸，得一尺，有一尺，这样地蚕食各国，秦国就会一天天地壮大。以秦国现在的实力，六国没有能抗衡的，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都没什么进步呢？就是因为战略有问题。如果远而交之，近而攻之，我们就能逐渐地蚕食中原地区，因为韩、魏就处在天下的中心，你要想霸有天下，必须首先控制天下的中枢，就是韩、魏。然后呢，楚国强，我们就以赵来对付楚；赵国强，我们就以楚来对付赵。楚、赵都掌控了，齐就一定在我们掌握之中。齐被掌握，那么韩、魏还有什么机会呢？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吞并了。
这其实是个交替的战略：把近处控制住，然后威胁远处；远处受到威胁不敢援助，近处就被吞并了。对付近和远，在手法上是互相交替的。秦昭王说：“善。”以范雎为客卿，让他来参与掌兵事，这是公元前271年的事。这个时候穰侯逐渐被排挤出去了，不久就郁闷而死。
我们要指出的是，仔细研究一下《资治通鉴》对魏冉主政这三十多年的记载，仔细看看《史记》的《穰侯列传》，就会发现，其实魏冉主持秦国国政的时候，他的东扩政策，并不是完全没有章法的，所以司马迁在《穰侯列传》中说“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有点儿同情他。
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政策，在魏冉主政时期，已经在不同程度地践行着。魏冉主政三十多年，即秦昭襄王执政的前面三十多年，是秦国东扩非常有成效的三十多年。范雎利用魏冉主政强霸，秦昭襄王对他专政不满，用离间计取代了魏冉。然后把远交近攻的策略更明晰化。而魏冉只是在践行同样的策略时，忽视了秦昭襄王的感受。
总之，范雎的策略，是交替运用刚柔两手，交替制服远近邻国，近的韩、魏，远的燕、赵、齐、楚。分三步走。
第一步，蚕食三晋，控制魏、韩。这不仅壮大了秦国的声势，而且解决了东扩的基地问题，解决了后顾之忧。赵、楚，这个时候已经跟秦接壤了，赵在北边，楚在南边。真正不跟秦接壤的，是燕和齐。可以这样讲，韩、魏最近，赵、楚次之，燕、齐最远，而且齐是最强大的，也是最远的。
范雎说，我们先掌控了韩、魏，就为进一步制服赵、楚提供了跳板。就以韩、魏为基地，联赵击楚，联楚击赵，控制了秦和齐之间广袤的土地，为进一步对付齐，这个最强大、也最遥远的国家创造条件，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制服齐国，使之对秦的蚕食行动不敢介入，再反过来巩固对韩、魏及赵、楚的蚕食结果，乃至最后把他们消灭，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
总之，这不是简单的远而交之近而攻之，而是用交替的两手，就是说既打又拉，各个击破。这个策略在秦王嬴政时期，在李斯的辅佐下，又有了新的发展。李斯提出了一个收买对方、离间对方的管理团队、领导团队，破坏对方的人才的策略，这实际上是对范雎策略的进一步提升。
三逐客风波
我们知道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去世时已七十五岁，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国君之一。可以这样讲，在康熙之前没有人在位时间超过他。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秦孝文王，正式即位只有三天就死了，因为昭襄王在位的时间实在太长了。秦孝文王的儿子秦庄襄王，就是秦王嬴政的父亲，主政三年也去世了。三年以后，秦王嬴政继位。
就在秦王嬴政即位的那一年，李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咸阳。李斯是楚国人，年轻时在地方做基层小吏，觉得生活清苦，工作压力很大，又没什么油水，就想换工作。他念过书，所以就跑到齐国稷下学宫，向荀子学帝王之术。他的同学中有著名的韩非。学成以后他不想回楚国，因为他觉得楚王很昏庸，而其他国家呢，没什么机会，只有秦国有发展前景，于是就到秦国去了。
我们看看前面提到的商鞅，本来什么也不是，去了秦国，封为上卿；范雎，一介平民，到了秦国，成为国相。所以李斯也去了。李斯去的时候，是秦庄襄王三年（前247）。他先投奔吕不韦门下，不久，秦王嬴政即位了。李斯刚开始在吕不韦门下当门客，后来吕不韦觉得这个人很有本事，李斯也处处表现自己，就慢慢地提升为客卿，当过郎官，当过长史。这时候秦国的大权掌握在吕不韦手里。这时嬴政已二十多岁了，为了不让他掌权，赵太后和吕不韦一直拖着不给他行冠礼。
始皇九年（前238），22岁的嬴政终于加冠亲政。他首先拿掉了嫪毐，清除了嫪毐势力。嫪毐是他母亲赵太后的情人。然后他又除掉吕不韦，逼迫母后放下了权力。嬴政掌实权了。
秦王嬴政即位后不久，曾发生了一件事。韩国的一个水利工程师，名叫郑国，被发现是个间谍。韩国离秦国最近，秦国老去攻打它，每次韩国被攻打后就割让土地。韩国受不了了，有人就给韩桓惠王出了个主意，派水利工程师郑国到咸阳去，说秦国的关中水利条件这么好，但是还经常有旱灾、水灾，是因为缺乏水利设施，劝秦国兴修水利，告诉秦自己就是水利专家，可以帮他修渠。秦国当初攻取巴蜀以后，曾经兴修了都江堰工程。都江堰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粮仓，是世界水利史上的著名工程，是秦国的蜀郡守李冰父子主持的。修渠的好处，秦国人是知道的，所以就在关中修渠。这是嬴政即位转年的事情。每年发动数以十万的民夫修渠，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拖住了秦国东进的步伐。修了几年后，郑国的真实目的被发现了，原来他是借兴修水利之名，行“疲秦”之计，意在阻止秦国东征六国。他是一个间谍，秦国上下一片哗然。
这件间谍案被闹出来，好像是偶然的，其实也有其必然性。为什么呢？因为秦国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强大了。秦国的强大离不开客卿的贡献，过去这些人确实有本事，也带来秦国的发展和辉煌，现在秦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好像这些人的重要性也就不那么显著了。加上外来人才对秦国本土官员的利益有挤压作用，双方矛盾就更尖锐了。
秦王虽然容许了郑国继续修渠，可是这件事对于秦国对外来人才的政策不能没有影响，因此，在吕不韦退休、秦王嬴政主持朝政后，大约是在本土官员的强烈要求下，嬴政发布了一个《逐客令》，解去所有在秦国任职的六国客卿的职务，将他们驱逐出境，李斯也在其列。在这个情况下，李斯就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一篇文章，李斯在文中历数秦穆公以来秦国重用客卿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秦孝公以来，商鞅、张仪、范雎等辅佐秦君，变法图强的历史经验。认为“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这不是把人才往敌国推吗？不是让这些客卿，到敌国那去就业吗？对秦国有什么好处呢？这不就像授敌以兵器，资盗贼以粮物吗？秦王嬴政读到这篇《谏逐客书》，他幡然醒悟，马上召回李斯，取消《逐客令》。
秦王嬴政审时度势，知错就改，收回成命，很有领导风范，李斯也由此得到重用。
四破坏人才
很有意思的是，李斯一方面力谏秦王，挽留六国人才，另一方面，在辅佐秦王兼并六国的战争中，他的战略核心却是重点打击对方的人才。
《史记·李斯列传》是这么讲的：“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什么意思呢？首先重金收买，收买不成，派刺客暗杀，暗杀也不行，就用离间的办法，破坏对方君臣的关系，等敌国人才被破坏了，然后就派重兵收拾对方。
这只是理论上的吗？不是，我们看几个实例吧。
先看一个最经典的例子。秦王政十八年（前229），秦王派王翦带兵，准备一举攻下赵国，却遭遇赵国名将李牧和司马尚的抵御。王翦采用反间计，用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贿赂赵国派往秦国的使节，使之诋毁李牧和司马尚，最终除掉了李牧。李牧死后，王翦势如破竹，大败赵军，并杀了赵军主将赵葱，攻下赵国的东阳，俘虏赵王迁。赵国原来的各处土地，入为秦地，成为秦郡。李牧是战国时期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一般认为，战国有四大名将，秦国两个，白起和王翦，赵国两个，廉颇和李牧。廉颇被离间计陷害，出走魏国，客死在楚国；李牧也是被离间计陷害，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陷害。李牧拒绝交兵权，赵王派人把李牧取代了；李牧不服，赵王又派人把他抓起来杀了，把司马尚职务也撤了。
再举一个齐国的例子。齐襄王的遗孀，叫作君王后，她是齐襄王在民间——在莒（今山东莒县）给人家做佣工的时候认识齐襄王的，她觉得这个小伙子不是一般人，就跟他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齐襄王继位为王，所以她也当了王后。历史记载，君王后在她丈夫齐襄王死了以后，主持国政。她去世后她弟弟后胜辅政，辅佐齐国的末代国王田建。秦国收买、贿赂后胜及其身边的人。他们被收买后，不但故意劝说齐王放弃强军备战，故意不发展军备，而且对秦国吞并六国的战争，采取隔岸观火、不闻不问的态度。等到六国先后灭亡，秦国就把屠刀转向了齐国。这个时候五国都被灭了，齐国孤立无援，再想抵抗，为时已晚了。
我们发现，破坏对方人才的策略，不仅仅是李斯的主意，也是秦国的一个长期的政策。
我们前面讲范雎，就曾经使用离间计，成功地让赵国撤掉老将廉颇，而找纸上谈兵的赵括取而代之，导致赵国在长平之战中大败，元气大伤。秦庄襄王时期，还用重金收买魏国的大将晋鄙的门客，让他离间魏安釐王跟他的兄弟信陵君的关系，使得信陵君再次被剥夺了兵权。
如果说，以前的这些例子，是偶尔为之的话，那么在李斯辅佐秦王时，用收买离间乃至暗杀的手段搞掉对方的人才团队，就已经被定为与秦国对外战争相辅相成的一个国策了。
当然这种国策、这种策略能够实行，使得六国的人才凋敝，能人下、庸人上，不光是秦国的战略成功，还需要六国国君本身的昏庸才能做到。
总之，秦国的统一战争，不光是有制度建设基础，有强大的军队和充足的经济条件，还和它的对外战略有密切关系。对外战略如果失误，国家再强大也无济于事，至少是事倍功半。
秦国在发展过程当中，随时调整自己的战略，在选择战略目标的先后重点上，能够根据情况的变化、本国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随机应变，所以能最终取得成功。
归纳起来说，秦国的对外统一战略有三：
第一，把握时机，选择准确的打击对象，避免六国过早地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就是在自己不很强大的时候，要巩固好后方，练好内功；
第二，分化瓦解，远交近攻，交替运用刚柔两手，对远的和近的进行掌控，在近攻时，有外交和军事两手，“拒止介入”，防止远处的强敌介入，逐渐壮大自己，削弱对方；
第三，重点打击对方的人才，与此同时，瓦解敌国的执政团队，为最后军事上消灭对手扫清障碍。那么当对方的执政团队被消灭以后，人才没了，最后要收拾对方，找个借口就行了。
《史记》记载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之后，解释说为什么消灭六国呢？——《资治通鉴》里也有记载，只是不如《史记》里清晰。他说——这听起来就很好笑，都是借口嘛——当初韩王说好的，交土地，交玉玺，请为藩臣，却背约了，反而与赵、魏合纵对付我们，所以我出兵把它灭了；赵王派他的相国李牧前来约盟，我把他的质子归还给他，但他背弃盟约，还攻打我太原，所以我派兵把他抓了，之后他的公子嘉居然自立为王，所以我把他灭了；魏王约好的要入我大秦，最后居然跟赵、韩联合起来攻打我大秦，背信弃义，所以我派大兵把他灭了；楚王说好了献上青阳以西的国土，但背弃承诺，反而侵犯我的边疆，所以我发兵把它灭了；燕王昏乱，他派荆轲来刺杀我，所以我把他灭了；齐王听执政大臣的主意，断绝跟秦国的来使，想作乱，所以我把它灭了。你看看，这就是霸权。
因为人才没了，六国已经不再是秦国的对手，所以要把它灭掉，去找个借口就是，随便说你答应了要服从我，然后又不服从，那我就把你给灭了。你看，所有的托词都是一样的。
秦国的统一，一般都从商鞅变法算起。“六世之余烈”，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正好是六世，到秦王嬴政，统一天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商鞅变法带来的制度红利，我们看到，以都江堰、郑国渠为代表的水利，在秦公大墓里发现的铁制农具，都反映了秦国的经济生产力在当时有很高的水平。还有，我们看到的兵马俑所体现的它的军事实力。这些都是硬实力，实实在在的。
那么它软实力方面，比如说对外发展战略，对外交往上，至少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个就是著名的远交近攻的战略，第二个是不拘一格的延揽人才。
从现在国际关系角度看，秦国在地缘政治环境当中比较好地把握了它的优势。从地理位置来说，秦国其实并不是处于中原。但是事实上秦国正是把握了这样一种地缘上的特色，早期的时候，和中原各国之间的接触并不是那么密切的情况下，它先发展大后方，先扩展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在获得话语权之后，再来展开地缘政治的外交。这种外交，就是远交近攻，就是和地理位置比较远的国家建立起一个比较平稳的关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能够一步一步地向地理位置比较靠近的这些国家展开博弈。在这些博弈当中，逐渐蚕食它们的领土。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同盟战略。远交近攻也好，实施连横也好，都是用来拆散六国联盟的，至少在秦国吞并战争中，能有效阻止他国干预。首先，所有瓦解六国同盟的举措当中，很重要的是要争取齐国，即使不与秦结盟，至少要保持中立。
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当中，这种大战略的发展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当然这也非常得益于他所用的从六国过来的人才。这些人给他提供了很好的战略视角。因为六国的这些人才，对六国内部情况，有比较清楚地把握，在为秦国献言建策的时候，能够真正把握到六国的命脉所在，让秦国的统一大战略得以顺利地展开。
进一步说，《孙子兵法》讲：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秦国，尽管它生产力水平高、经济发达，与齐国不分伯仲，尽管它军事上很强大，有白起、王翦两名大将，但如果真正蛮干、以一敌六的话，这肯定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
但是，从六国来的一些人才，给秦王策划战略走向，使他能知己知彼。所以一开始就在外交上和谋略上比较用心。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一定要防止六国联合起来，这是一个重心。六国联合的苗头一出现，他就分层次的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就是他一定要破坏对方的重要人才。李斯写《谏逐客书》、秦王嬴政收回逐客令之后，《资治通鉴》里有一句话就讲，李斯献策以重金去收买六国的人才，不能用财收买的，那就用刺客，然后如果还不行，就施离间计，最后再以良将随其后，灭掉对手。打击对方的人才，把对方的人才收买、驱逐、消灭，让这些人不能在自己岗位上，为他们的国家效力。
这个做法很厉害，李牧、廉颇这类顶级军事人才，逃的逃、杀的杀。还有齐国也是，齐王身边的人都被收买了。总之，用了防止对方结盟、破坏对方人才这样两个战略。
为什么别人不懂这些战略呢？六国的谋臣也懂。你可以打散我的“合纵”，为什么我不可以破坏你的“连横”呢？六国也有人张罗类似的事：你可以打我的人才，我也可以打你人才。所以第三个条件，这两个战略要发挥作用，还要六国自己国家的领导层比较昏庸，秦国的这些谋略才能真正起作用。
魏安釐王就听谗言把信陵君排挤走了。可见，只有六国的领导人昏庸，这样秦国的计谋才能起作用，你不昏庸，他的计谋也不起作用。所以在君主时代，领导人本身的素质过硬很重要。而这时候秦国相对来说，它运气也很好，秦孝公以来的国君，虽然有寿命很短的，但基本上都是明君。
秦王嬴政在打天下的时候，能够采纳各种谏言。秦孝文王、秦武王在位时间短，秦孝公、惠文王、昭襄王、庄襄王都是贤明的君主。离间信陵君就是庄襄王在位时。秦国的领导层，这一百多年来，总体上是比较精明的。再看魏冉，在秦昭襄王的时候掌政，颇为专权，但给秦国立了大功，秦灭六国的基础，吕思勉认为就是他打下的。
因此，战略是一方面，战略能不能落地起作用，还要看领导层是否贤明，同时对方君主是否“配合”。六国领导层比较昏庸，往往“配合默契”地帮助秦国实施自己的谋略。
比如，赵武灵王稀里糊涂，要把国家分两半，王位早早地给了二儿子赵荷（赵惠文王），后来又不甘寂寞，异想天开要分一半给大儿子赵章，弄得兄弟相残，国力大衰。
又比如，燕王哙要把国家让给子之，闹得国家都灭亡了。齐闵王也是，被苏秦忽悠了（也有说是苏代），最后被燕国乐毅几乎灭了国，只剩下莒和即墨两个城没有被拿下。楚怀王被秦国骗到武关，客死异乡。
你看这几个国家的国君，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齐国，经过那一次被燕将乐毅打击的战争，实力大损，再也无力与秦抗衡。所以这个六国的国君，包括他的团队都有问题。
再看战国四大公子，孟尝君重用的无非鸡鸣狗盗之辈，平原君不能识用毛遂这样的人才，春申君愚蠢地被人害死。四大公子中信陵君算是最强的，但是也被王兄排挤，本人更缺乏审时度势的胸襟气度。王族出身的四大公子，总体上不能跟秦国的客卿相比。所以秦国的这些战略，远交近攻也好，破坏对方的盟友关系也好，打击对方人才也好，之所以能够起作用，都是跟对方的管理团队比较昏庸有关。六国的这些管理团队，多数靠血统上位，四大公子都是王室家族的人。跟秦国不一样，秦国的文臣武将，大多数是通过军功上来的。商鞅也是打了胜仗，收复河西，才被封为商君的。“非功臣不侯”虽然是实行于西汉，实际上是肇端于秦。
（参见《资治通鉴》卷三至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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